晚上十点，地铁五号线，疲惫的城市，疲惫的人群。

　　我坐在一位妇女旁边，她头发蓬松，泛黄分叉，脸色黝黑，身上有着几处土灰，双腿中放着个大大的编织袋，一只手拿着一个很旧的手机，另一只手捏着一张一次性地铁车票。很显然，她是外地人，或许是今天刚到北京。

　　她的眼里有一些畏惧，怕她的行李大包碍着了车厢里的乘客，或者怕自己被这个陌生的城市欺负。她把车票放进了口袋，然后又匆匆地找了出来，怕丢失、怕坐过站。

　　这让我想起了两年前，有天下班，我决定七点准时离开，这时候办公室只剩一些保洁员。我走到楼下，突然想起忘了拿东西便折返，这时我听到了有人在小声地讲电话，声音是方言，我大体能听懂几句，好像是和自家孩子讲话。我循声而去，发现了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用一种奇怪的姿势蜷缩在桌子下打着电话。我明白了，她不敢坐在工位上面打，因为这是公司的电话，保洁人员无权使用。被我撞见，她一脸尴尬、慌张、担心，用一种拜托的眼神看着我，像是请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顿时，我觉得自己才是最尴尬的人，因为我打扰了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也许她只是想省点电话费，为家里多寄点钱回去。但她每天打扫的这一切：沙发，椅子，甚至是卫生间，都不属于她，也不属于她的孩子，我想她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凤姐前几天发了一条微博：“我……24岁开始炒作，25岁用炒作的名气加炒作的钱到了美国。谁想学，呵呵。一无所有，穷得叮当响的人这么一步步走过来，难啊”。可以看出，凤姐已经承认自己是炒作了，那么，她说的话其实是计划好的自嘲和娱人。

　　我想没有女人真的从内心觉得自己相貌丑陋。和所有底层人一样，凤姐很精明，也懂得越骂越红的道理。只不过不择手段能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东西，却也注定没法回头了。底层人都想改变命运，只是凤姐做得很决绝。

　　龙应台在她《目送》一书里说，所有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要求原谅的权利？比如凤姐，她有没有可能赢得这个社会的原谅？《观音山》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么大的城市，我们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