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红 张治亮

　　作为一起普通盗窃案件，案情很简单:21岁的本县人何小龙在深夜给其朋友张易打电话，说想租他的车，把在邻村偷的羊运销到外县去。张易表面上满口答应，随即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后迅速设卡堵截，将刚偷羊得手的何小龙抓获。后何小龙供述，自己曾多次入户盗窃，赃物总价值3000余元。

　　卷中各项证据基本一致，均能够证实何小龙盗窃的犯罪事实。在仔细审阅了案卷后，在看守所提讯何小龙时，何小龙的供述和在侦查卷中供述的基本一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只是在审讯结束时，他反复嘟囔着说，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好，他想吃小灶，麻烦我给他父母说一声交个吃小灶的钱。“你都到这里了，不认真悔罪，还老想着吃好的。”我有些不解地问他，而他只是低头不语。看他穿得很单薄，我就问他:“家里有没有送衣服过来?”他说:“没有。”

　　出了看守所，我就给何小龙的父亲打了电话。刚开始，他父亲满口的不送、不管。我就好言相劝:“就是孩子有错也不能不管呀，这么冷的天，还是给他送件衣服吧!”他的父亲语气开始变缓说:“你不知道呀，检察官，我们一家就没出过这么丢人的孩子，天天偷鸡摸狗，全都卖了吃了。”我说:“就是呀，他在看守所还想让你们给他交钱吃小灶呐。”

　　可他父亲接下来的话让我发现了问题。他说:“这孩子就是有病，家里也想法给他治了，可他就是不配合也不吃药，还偷偷从医院跑出来。”我一听不对，赶紧问:“他得的什么病?我问他时他可没说呀。”

　　何小龙的父亲说:何小龙小时候从房顶上摔下来过，结果摔坏了脑子，就有了精神病。我紧接着又追问何小龙的父亲:何小龙发病时有什么表现?他父亲说:他也没啥表现，就是好骂人，好贪嘴吃。我问他:何小龙有病历没有?他父亲肯定地回答说:有。

　　挂了电话，考虑到这可能关系到何小龙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我赶紧跟派出所的案件承办人小刘联系，建议调取何小龙的病历，如果真有精神病史，就必须给何小龙作精神鉴定。“不可能，他怎么会有精神病?”小刘坚决否认，还反复问我:去提讯他时发现什么不正常了吗?

　　可我还是觉得应该调取病历。经过协调，派出所同意配合调查取证，我坚持要求一同前往。在何小龙家，我详细询问了其父母，关于何小龙的得病情况及其反常表现，他父母说的跟电话里差不多。又翻看了何小龙的病历，病历上显示是神经性突起、器质病变等，这些医学术语我们并不很懂。

　　想起何小龙父母说，何小龙曾在马坊乡精神病医院看过病，后来他又私自从医院逃跑的情况。我就通过电话查询找到马坊精神病医院的电话号码，向院长询问:是否曾在去年收治过一个叫何小龙的病人?这人住了三天院就自己跑了?听完我的描述，院长肯定地说:“是有这么个人，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这个电话，让我坚定了给何小龙作鉴定的必要。后经主管检察长同意，我们给派出所发了“建议给何小龙作精神病鉴定”的检察建议，最终他们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同意给何小龙作精神病鉴定。

　　半个月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何小龙属精神分裂症(不完全缓解)，限制行为能力人。最终，我们对何小龙作出无逮捕必要的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何小龙被县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罚金6000元。现在想起这个案子，我明白:我那个电话打得是必要的，而那个鉴定当然也是必需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执法者的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