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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张懿
漂洋过海而来的“职业专利买家”在中国发现了一方乐土——大学校园;在中国教授们的创新才智和成果的低转化率之间,他们找到了机会。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在近几年已成为亚洲重要的专利输出国。
络绎不绝的访客
尽管“职业专利买家”在别的不少国家名声不好,遭到的批评越来越多,却被中国的大学和教授们看作“不错的合作伙伴”。
之所以叫“职业专利买家”,是因为这类机构买专利,却从没打算自己拿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那买了干啥?这里面似有一眼难看透的名堂。
“高智发明”是其中最有名、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家。这家美国公司成立于2000年,2007年开始拓展亚洲业务,2008年底进入中国。“高智”中国区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他们在中国的起步并不比在日本、韩国、印度早,但进展很快。
据此人透露,最近两年,“高智”在中国大学里已接触过的技术超过1000项,经过筛选,它把看中的技术以“国际专利”的形式收入囊中,成为其“知识产权资产”。目前,在这家公司的“库存”中,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专利来源。
曾有专家预言,“高智发明”的成功会产生“示范效应”。果然说中。多家高校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士告诉记者,最近一两年,前来寻求“专利合作”的外国公司络绎不绝,既有美国的,也有欧洲和亚洲的。
这些公司虽然在国外不时陷入争议,但在国内,却有个“友善”的环境。有些公司的高层是国际科技界的翘楚,甚至是诺奖得主或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学术活动中,他们与国内教授结识,之后便有了牵线搭桥,公司被引荐给中国大学的校方。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此类公司在中国的拓展重点,是专利申请量排名前20位的高校。调查显示,这20所高校的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高校的40%。
全球独家买断专利
要详细了解“职业专利买家”的行事方式,难度很大。在国外,它们向来以不透明著称。以“高智发明”为例,它会要求合作方签下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不仅禁止透露合同细节,有时甚至规定连“高智”二字都不能提及。因此被采访的有关高校和知情人都不愿具名。
记者从国内某高校了解到,这所大学去年起与“高智”合作,首批签约的教授有近20位。对方提供的合作模式是“起步费+奖金+分成”。
经学校组织,教授们向“高智”提交简历;只要通过初选,不必提供任何发明,“高智”就先支付1万美元。之后,入选的教授详细撰写一份技术设想报告,如果能在报告中萃取出有价值的创新点,“高智”就拿去申请国际专利,并为每个专利向教授支付2万美元。“高智”承诺,专利如果今后被它授权给第三方,还将向发明人支付约17%分成费。在另一所与“高智”签约的高校,记者了解到的合作模式与之类似。
实际上,“高智”在国内购买的还不是专利,而是比专利更原始的“点子”;当日后形成专利,发明人是教授,专利权归学校(因为是职务发明),但“高智”将得到全球独家许可。这等于是买断了专利——除非高校自己办公司将它付诸应用,但一般情况下,大学不会这么做。
“高智”声称,它为一个专利付出的成本远不止几万美元,所有的专利申请费、维持费和推广费,都要它来负责。之所以只买“点子”,而不是现成的专利,是因为中国高校自己弄的专利申请水平不高,保护力度不够,会影响专利的价值。
“警惕”和“谨慎”因何而起?
教授们对“高智”有好感,顺理成章。据了解,在“高智”为专利支付的数万美元中,除去学校抽取的少量管理费,其余全都能用作教授的课题费。可以说,除了“机会成本”,教授们无需付出其他代价。而在中国,高校的科技成果普遍转化难,因此,教授们不觉得自己的专利未来会有更好的实现价值的机会——“机会成本”大可忽略不计。
有调查表明,国内高校的专利真正能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的70%相去甚远。而且,高校申请的专利,延续的“寿命”一般都不长:在专利申请量前20位高校中,最长的不过6年,平均是3年半,这与专利20年的法定保护期相比,差距巨大。
一位和“高智”签了约的教授告诉记者,此前他申请过近20项专利,但从未转化,更谈不上收益。因为政府提供的专利资助只涵盖专利通过审批后的前3年,之后他就要自掏腰包来维持延续其“寿命”,为此他停缴了一些专利的维持费,这等于放弃专利(为什么高校专利的平均寿命只有3.5年,恐怕这就是原因)。“高智”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曙光”。这位教授坦言,他并不指望专利授权给第三方时自己能拿到17%分成费之类,主要看当下到手的收益。他对第一年的合作很满意,愿意长期参与。
除了教授们,国内高校对“高智”等公司持支持态度的不乏其人。
但事情很可能没那么简单。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提醒,“职业专利买家”背景复杂,值得警惕。
又据说,目前日韩等国对“高智”等公司的活动已严加防范;而“高智”中国区的那位高层也承认,他们在日韩的进展不如中国,因为那里的大学“更谨慎”。
“警惕”和“谨慎”,因何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