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樵观音圣像端坐在海拔292米的大仙峰顶，圣像通高61.9米，是世界上最高的观音坐像。 黄幼谦 摄

　　←西樵山“奎光楼”建于明万历时期，供奉的是开文运点状元、中国古代文学二十八宿之一的魁星神。

　　黄幼谦 摄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西樵松塘村，有着“翰林村”美誉，开村近800年，从明朝出了一位翰林院学士开始，在明清两代至少走出了4位进士、7位举人，其中3人进入翰林院。

　　韦洁华 摄

　　赵世瑜

　　为什么西樵会成为近世广东史之景观象征？这要归功于明中叶广东的文化振兴，近世广东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康熙《南海县志》之《山川》部分里，关于石门山的描述只是寥寥数行，元代的西华寺到明嘉靖间也毁了。但西樵山的部分却是蔚然大观，原因在于霍韬、王弘诲、方献夫、陈白沙、湛若水等都与它发生了关系。在这一时期，西樵山里兴建了云谷书院、端州书院、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与城里标榜宋儒学问的濂溪书院、晦翁书院的正统相比，这里俨然已是新兴的广东学术的发源地(参见康熙志卷八《学校》)。

　　湛若水、方献夫和霍韬这个小圈子可以说是在西樵山结成的。方献夫在正德年间请病假回家休养，霍韬也是在此时借结婚隐居西樵，他们与湛若水“卜筑西樵，往来讲学”，此后就发生了“大礼议”，西樵或许就成为了“议礼”的理论基础的奠定之地。此外，方、霍二人与王阳明也惺惺相惜。稍晚又有何维柏，中进士前“尝慕西樵泉石之胜，负笈读书其中，时湛文简、霍文敏亦山栖，与语多所默契”。晚年聚众讲学，“发明白沙之旨”(同上卷十一《人物》)。所以，在学理上偏于心性之学、在治道上强调事功的这几个人——— 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为明中叶的“广东学派”——— 都与西樵山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的几个人，通常被放到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讨论和定位，事实上，他们与明嘉靖后政治史上的变化有极大关联，反过来，他们又影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结构，并因此对其后的广东史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我愿意将明嘉靖时期视为近世广东史的起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樵山确可被视为这段历史的景观象征。

　　几乎是同时，西樵山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广东监察御史屠应坤向朝廷上疏，请求禁止西樵等地的大规模采石活动(康熙志卷十四《奏议》)。按照屈大均后来的认识，西樵各峰的石头，无论是石质还是颜色，都各有不同，有的可作石柱及柱础，有的可作碑材、砚台，有的可作墙围，有的可作炉台，不一而足(《广东新语》卷五，《石语·西樵石》)。起初采石的只有三五十人，“后遂凿得铁矿”，逐渐就聚集起三五千人。佛山本来就是民间冶铁和陶瓷业的中心，这时又发现了新的资源，造就了冶铁业和建材业的可持续发展。

　　许多下层民众聚在这里，当然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需求。屠应坤说，他“惟闻矿场赛愿，聚师巫，降邪神，夜聚饮酒，猖狂而已”。这种情况，似乎与前面揭示的西樵山的知识精英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两种文化并不必然形成冲突，也许恰恰是这样的工商业氛围影响了湛若水、霍韬们的事功观念，更不必说他们在西樵的私宅以及在老家的祠堂极可能就是用了这里的石材。从近世广东史的角度说，这一侧面同样证明了西樵山的景观象征意义。

　　西樵山的景观全貌，率先出现在康熙志中，那里开始有了《西樵山图》，不过与道光编、同治续的《南海县志》之《西樵山图》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前者基本上被定位为名胜图，而后者却被定位为区划图。它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划，但却“被区划”了。为什么会这样定位？那一定是这里的自然区隔以及人为活动日益有了相对独立的特点，而这个变化也一定是自明中叶发生、到清代继续强化，并为人所意识到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