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陈良飞 实习生 张倩怡

　　12年前，两位空军大校王湘穗与乔良推出了《超限战》一书，在对全球战略大局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对未来战争的走势作了极富前瞻性的预见，国内外一时轰动。

　　如今，12年后，中国进入航母时代，令王湘穗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当初所提出的对航母的反对理由被很多支持甚至夸大航母作用的人认识到了，即航母只是一种有限的威慑。“大家都越来越清醒，不要将它作为一种国家的图腾。如果把国运放在一种武器上，这是危险的。”

　　海上安全的空中方案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中国航母时代的到来？

　　王湘穗：对航母问题，我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在发展海上力量的同时，要注意和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的平衡。这不是从别人的眼光来考虑，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自身的安全成本、安全利益。航母只是一种有限的威慑。大家都越来越清醒，不要将它作为一种国家的图腾。如果把国运放在一种武器上，这是危险的。不止航母，过于夸大“四代机”、“五代机”的作用也不对。中国人应该有正确的武器观念，这种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确立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什么是多快好省的，什么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需要做一定的区分。航母从单一的武器装备来讲，它极其昂贵，我也一直认为它的使用效能有限。美国国防部战略评估司负责人马歇尔最早提出，航母在现代战争中在空间武器的打击下是一个“高价目标”，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在我看来，航母有作用，但我们要权衡费用和效益，航母费效比不高。但是，我也不主张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变成中国航母如何如何。

　　在安全战略上也一样，中国也要提供一种新的“中国模式”：以较低的安全成本实现国家安全。尽管是较低，但也要发展，包括武器系统。中国是大国，正在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大国，没有一定实力的军事力量就没有办法发挥大国作用。大国要立规矩、担责任，没有实力不行。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还是要发展自己的力量，也要与其他国家合作。

　　东方早报：一般来说，保护航路就是海军的任务，那空军呢？

　　王湘穗：我出身空军，更了解空军，但我对于航母的评价，更多是出于对战争形态发生变化和新军事变革的考察，而不是从军种的立场上来看。我不希望陷入到曾经批判过的“军种的藩篱”中。

　　从名称上，航空母舰本身就亦海亦空，或者说，航母是行驶在海上的空中打击力量。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航母的主要功能和空中力量的使用更有关系。而且，空中力量不是空军力量，海军就是多空间作战的军种、海陆空全有。以索马里执行护航为例，护航编队的主要力量是军舰，但执行任务大量使用的是直升机。因为舰艇是在海面行驶，在速度和观察视域上都受更多限制，如果能够更多地运用空中力量，就可以控制更大的海域，能够对海上情况作出更多、更及时的干预。我们应该动脑筋想想，如何运用“超限”的思路，实现一个特定空间领域的超越，为海上安全问题寻找空中解决方案。美国人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就是“海空一体战”。

　　在和平时期，军事思想创新的竞赛是最重要的博弈。我们也应鼓励创新，要有自己的方案设计，从战略思想到装备研制、部队编组、训练和作战。中国的海洋环境不同于美国，我们的战略目标、装备也不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美国人的路径走？齐白石对徒弟们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们在跟踪模仿美军时应该记住这句话。

　　《超限战》分析基本准确

　　东方早报：如今回头来看，您觉得《超限战》里面的哪些东西应验了？哪些没有？

　　王湘穗：当时写《超限战》主要是为了清理我们对战争发展变化的思考，希望从战争理论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当然，即使是理论探讨，也需要对历史和目前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做分析。但总体上看，这是一本探讨新军事变革或者说是战争变化的理论性著作，预言并不是它的主要任务。

　　从出版十多年来的情况看，我觉得我们的分析基本准确，主要表现：第一，就军事性战争而言，战争形态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当时主要分析从越战后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主导的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后来发生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军事性战争形态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期甚至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相比，都有很大变化。我们认为，导致这种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新技术的大量发明，二是全球化。

　　第二，非军事、超军事的手段日渐进入到战争领域，包括网络、金融以及像本·拉丹这样的全球恐怖主义等。我们当年写作《超限战》时，恐怖主义已经存在了，但那时对于全球社会来说危害相对较小。在“9·11”事件还没有发生前，我们就认识到，恐怖主义在现代技术的放大下有可能通过一次战术级的行动，对一个国家甚至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造成战略级的震撼，从而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这一点当时是存有争议的。在《超限战》的研讨会上，有一些搞军事理论的人认为这不可能。《超限战》出版于1999年，两年之后“9·11”事件发生，结束了争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的确有许多原本并不属于战争范畴的手段进入到战争领域。这印证了我们当年的观察与思考：战争正在超越原来军事的界限，把一些新的技术、新的领域拉入到战争范畴之中。大量新技术、新领域进入战争，就出现了超越界限、多领域多手段组合的超限战。从目前的实践看，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网络和金融领域。

　　东方早报：在您看来，目前中国军方在理论创新方面做得怎么样？您觉得现在军队里还有人能写出像《超限战》这样的战略著作么？

　　王湘穗：任何国家、任何军队要进行军事理论创新都极其困难。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国赛耶·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制空权理论，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及法国戴高乐的机械化战争理论，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还是最近的“五环打击理论”、美国彼得雷乌斯的“特种作战”理论等等，都是极其不容易的。创新问题对各国军队都是考验，因为军事思想、军事组织、军事装备都是实践、实验的产物。没有经过实战，谁也不会轻易改变，而都要经过实战，有时就难免固步自封。

　　应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创新传统的，一个以农民为基本成分的军队在几十年实战中战胜了各种对手，有大量的创新。但从现在来说，中国军事理论创新做得还不够，一是对传统中国兵学的精髓，包括从孙子到毛泽东，继承得不够；二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军事理论的研究、理解、批判性汲取也不够。

　　中国要秉持“大安全观”

　　东方早报：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发布全面阐述本国战略目标和实施之道的官方文件。中国是否缺乏大战略还是已有大战略只不过没有明示？

　　王湘穗：现代主权国家的萌生，是在1648年后的欧洲，产生于一系列战争之后。从那时起，欧洲国家开始主导世界秩序。由于最初的地缘环境，欧洲秩序体系有这样一个特点：彼此的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关切军队发展的动态。

　　因此，这些国家就形成了定期公布安全战略，包括军队的国家政策的政治传统。而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一个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周围国家和它的关系是一种朝贡体系，它用自己的政治哲学去处理安全问题。到了近代1840年以后，中国硬被拉入到世界政治体系中，却成了总是挨打的角色。

　　“救国图存”是当时中国最低也是最高的安全目标，几代中国人为此奋斗牺牲。这种悲壮的现代史给中国人留下了与世界其他大国不一样的政治传统。在经历过长期挨打的历史后，中国对强权有很深的警惕，对反抗强权的军事准备总是极力保守秘密，而不愿意明确宣示其战略。我在美国访问时就表示，这其中有着长时间的政治文化因素，可以说是西方侵略的后遗症。

　　进入21世纪，中国重新作为一个大国进入世界体系时，应该学习国际目前的行事方式，在自己的安全战略、安全目标、军事战略上作更多宣示，以达成多方面的理解。一般来讲，强者更愿意透明，这种“告诉”本身就带有威慑成分。

　　东方早报：中国安全战略目标是什么？力量何在？

　　王湘穗：中国的安全观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把中国的安全战略相对集中于军事安全，即国土、主权等有没有受到危害。这实质上是一种“小安全”观。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利益不局限于国土主权，比如中国90%的石油、95%的铁矿石资源都要经由海上通道；中国也需要海外资源地的安全和稳定，比如利比亚，中国在那里搞铁路和工程建设，这些也都是中国安全利益的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实体性的，像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安全，也应包括金融、网络、太空等技术层面的安全。技术能力提高后，也会产生新的威胁，这也应当纳入安全框架中。

　　所以中国安全战略应该建立在“大安全观”基础上，如果要维护“大安全”，就需要更完整、更整体、更长远的设计。现在来看，在这方面大家是有共识的：中国应该追求一种“大安全观”，应该有一种完整的战略。

　　这里就涉及“力量何在”这一问题：如果是“小安全观”，那么你的力量可能就仅仅是军事方面；如果是“大安全观”，那么就不完全是军事的。打个比方，最近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的文章。在我看来，这些方面也都是国家安全框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对于安全的理解，对安全战略的设计，应该是完整的。在这样一个完整的情况下，设计一个统一的大的安全战略框架，这才是中国安全战略所需要的。

　　中国以往的安全战略讲的是领土、领海、领空，大体上就这些，现在发现仅仅采用传统手段也保护不了这些领域的空间安全。有时候，为了保护这些利益，我们必须“决战在战场之外”，需要更宽阔的战略眼界去完成这个目的。

　　回过头来看，军事装备仅仅是增加安全的要素之一，远不是全部。一个特定的装备更是整个军事领域的一个小的部分，它只是一个武器平台而已。在《超限战》中我们写到，武器已经失去了对战争的冠名权。以往可以把单一的武器平台作为一个时代战争的标志，比如坦克战时代、战列舰时代、核武器时代，现在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伴随着非常多的武器发明，在军事上要把武器平台整合成一个作战体系，比如说美军提倡的“网络中心战”、现在的“海空一体战”，都是要把各种平台通过信息手段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我觉得安全战略也是如此，把有关于安全的所有要素、工具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安全体系，安全战略就是对于这一体系整合和发挥作用的框架。

　　东方早报：如果从中国安全战略设计的角度来说，您如何评价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现状？

　　王湘穗：中国在总体安全战略框架的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首先，中国没有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这一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由总统领衔，各个涉及安全的部门参与的组织机构。至少在公开公布的层面上，中国是没有这样的机构的。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制定、执行国家的安全战略？许多学者也对这一点多有呼吁，现在仍未看到结果。

　　其次，这也导致目前中国安全战略缺少多部门协调，往往体现出部门单一操作，可能有军事、经济、外交、维稳部门，但缺乏大的整体性。比如说宣传部门如何同军事部门结合呢？这中间缺乏内在的协调机制。

　　第三，也由于没有这样的综合性协调机制，中国在执行国家战略时缺乏长远性。比如，美国以《总统安全备忘录》或者其他文件来进行长期贯彻其国家战略，另外有的政策文件得到认可后，就成为国家长期实行的政策，并且可以实行几十年。

　　东方早报：对于中国的大安全战略，您有没有什么基本设想？

　　王湘穗：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安全战略。在文章中，我提出中国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倚陆向海，海陆均衡。”作为欧亚大陆的重要大国，中国西连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区，东濒太平洋的边缘地带，是典型的陆海型国家。在农耕时代，中国是偏于陆地的，所以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远不同于达伽马、哥伦布等对新大陆的开发，这也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环境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是一个海陆两栖的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海陆两方面的威胁，晚清时就有左宗棠的“塞防”和李鸿章的“海防”之争，这对于一个国力有限的国家而言是必然的，晚清采取的做法是均分。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美国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的考虑，毛泽东时期有建设“大三线”的部署。在沿海开放之前，中国更多重视的是内陆的开发，而在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沿海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多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这也导致了国家经济重心和政策重心均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经济的沿海化、市场和资源海外化、运输通道的海上化，从而使得我们的陆海失衡，这种失衡是不利于中国整体的安全格局的。

　　更重要的是，西部发展后就可以脱离对于海洋的过度依赖，从而切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地，和中亚、里海、欧洲、整个欧亚大陆进行较大整合。1904年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写作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这位英国爵士担心，由于铁路和火车的出现，欧亚大陆有可能摆脱海权国家的控制，从而颠覆英国的全球霸权体系。他提出了“世界岛”理论：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世界岛的中心，谁就控制了世界岛。亚、欧、非大陆就是一个连成一体的世界岛，而世界岛的中心在中亚，谁控制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

　　麦金德对于很多地点的分析都是错误的，但是他首先看到了世界的整体性，其次注意到了欧亚大陆在整个世界中的无法撼动的中心地位。而中国向海洋国家学习，使整个国家重心偏海，这导致了：第一，将我们作为大陆型国家的优势置于不顾；第二，急于和海洋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过于依赖于海上会受制于别人。

　　《孙子兵法》讲“避实就虚”，不应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弱点，所以这应是中国安全战略的一个大的变化。在近代，中国在海洋上有过一次努力，就是建立北洋水师，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中国海军遭到重创。对海军的力量的投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中国现在对于海军、海上力量的投入，连一代人都还不够。不要幻想我们的力量已经足以解决海洋问题了。海洋是西方海权国家的禁脔，我们固然要维护自身的海洋利益，但却要持有一种有限的目标，目前首先应当控制在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的自己的领土问题；第二，要保护海上通道。台湾问题主要靠自己，海上通道的解决要加强国际合作。

　　现在世界上重要水道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但美国作为一个海权国家，要求保持通道的畅通。在这一框架下，这就是“机遇期”。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机遇还能维持多久？现在，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已经开始制造一些地区紧张，把一些原本免费的公共产品、安全通道变得不免费，甚至要索取“保护费”。

　　我们要有两手准备，一要维护海上通道，二要大力推进陆上通道的建设，如中缅油气管道以及和上合组织之间的管道。中国既要加强大型能源、资源管道的建设，还要重视铁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尽管集装箱的发明使得在港口无需二次倒仓，但铁路运输则是可以达到“门到门”，这一运输的长远成本是低于海运的。我们还需要在西部建立真正像深圳的城市，从而实现真正向中亚地区进行经济辐射，吸引人口，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而水资源的问题考虑到其充沛的能源，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中国积极鼓励向内陆的发展，还可以和整个东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把越南这样的国家纳入到东盟和中国合作的框架里来，合作包括经济，也包括安全。有了一个好的战略设计，是可以将潜在的不利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即便有时会有矛盾甚至冲突，也容易回到轨道。

　　东方早报：中国目前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还是已经进入了有些学者认为的“战略挑战期”？

　　王湘穗：“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是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的，中央也在反复强调。但“韬光养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战略机遇期”的含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命名，如何去把握，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现在中国也许仍处于一个机遇期，但情况明显和前几年不同。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是较为明显的；而金融危机之后，明显地有着贸易战、贸易保护，还面临南海等国际争端。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说“战略机遇期”指的是一种相对平稳的国际环境，那么这个“机遇期”已经过去了。我认为，现在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期”。所谓“战略关键期”，是指在这个时期存在重大挑战、巨大危机和不确定性，如果处理好了，挑战、危机就变为机遇；做得不好，机遇也会变为困难，甚至发生重大逆转，这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对以往较为平稳的、能够顺流而下、搭顺风车的“战略机遇期”相比，现在要根据风向、洋流的变化，去主动地驾驭。从这个角度讲，为了强调这一点，应明确宣示“中国不再处于机遇期”会更好一些。如果中国一直强调“处于机遇期”，就会容易放弃对于事情的应对。

　　“美国会缓慢退出亚洲”

　　东方早报：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学者表示，美国是中国头号对手。有人还认为中国应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这应是未来的发展目标。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王湘穗：中国不应从军事性上挑战美国，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不应成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在没有受到确定威胁的情况下，你故意去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敌对，挑战美国，这是不智的。因为，敌对是要付出代价、花费成本的。中国模式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是边缘地带国家摆脱依附的一种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只是之一，不要老说替代、挑战，还是“引而不发跃如也”更好。

　　中国军方会认为美国是威胁也是因为：首先，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有时确实在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这种敌意是有原因的，像美国对台售武等；其次，美国是有能力威胁中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特别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的军人感受到了这种威胁，保持一种警惕，这也是一种正常反应。这可以理解，但不要把警惕直接变为实际对抗。

　　中美如何做到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双方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以武力威胁，要设定原则，建立沟通机制。

　　在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和马歇尔计划以及它的经济实力相挂钩，而在今天，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和中国经济联系多，还是和美国联系多？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这些国家会进行权衡，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美国会缓慢地退出亚洲，这是一种长期趋势，这不是美国的意愿，也不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人说的“重返亚洲”就可以逆转的，而是受美国国力的影响。看清了这一点，中国就不必着急。

　　东方早报：中国海军近期屡次通过日本近海，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这是不是在有意突破岛链？

　　王湘穗：“岛链”观念是一个落后的观念。岛链的提出和赛耶·马汉的海权观是有一定联系的，马汉认为要在许多岛上建立海军基地，给全球舰队加煤补给才能对全球海运进行控制，岛、海军基地和当时军舰的动力系统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岛链”，如果你不控制“岛链”，出去就没有补给。

　　在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的背景下，“岛链”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可以打破、改变“岛链”。岛链就像以前存在的一扇门，如果说以前是上锁的，现在是没有锁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它只不过是人们心里的门。

　　现在我们在军事判断上，受很多过去传统观念的影响，甚至受唯武器论、武器至上论的影响，导致了我们整个战略水准的下降。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不过是正常的情形，就像小孩走路一样，由近及远、由慢变快，说明中国海军的实力渐渐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