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不那么“平静”过，对于那些“不平静”记忆犹新。一个健康平和的薪酬观背后，必定是有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社会支撑的。

　　●主持人：本报记者柳森

　　●嘉宾：方军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解放观点：日前，《福布斯（中文版）》发布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薪酬榜单。中国平安CEO马明哲以987万元年薪成为A股最高薪酬CEO，而联想集团CEO杨元庆以7872万元年薪高居H股非国有上市公司CEO薪酬榜首。 “7872万元这个新天价是个什么概念？” “杨元庆拿这个钱，到底是能者多劳，还是名不副实？”换了在前两年，舆论必热炒之。然而此次榜单公布后，大家似乎都普遍比较平静。对此，您怎么看？

　　方军雄：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会产生类似的疑问，大概是因为我们曾经不那么“平静”过，对于那些 “不平静”记忆犹新。而曾经形成那些 “不平静”局面背后的逻辑，一定不是单一的。

　　在我看来，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和情绪。比如，一个经济体由蹒跚学步到逐渐步入平稳发展轨道过程中，社会公众财富观上的嬗变，对企业家群体从不信任到信任，从盲目崇拜到淡然平视。以及，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从无序到有序，一个市场上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人们之所以会有担心，一定是大家在接触到了不尽合理的现象后，内心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从专业角度来看，类似 《福布斯》这样的媒体开发出的各种榜单有明显的局限，却不乏积极的社会意义。至少，它作为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独立的机构，提供了一个多年来积累起了一定美誉度的公共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司企业的经营状况、业绩信息、 CEO们站到了舞台上，接受公众的审视、监督和再评价。而一个经济社会中的薪酬状况，不仅是其经济运行状态的晴雨表，也是其分配制度是否合理有序的一面镜子。一个健康平和的薪酬观背后，必定是有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社会支撑的。

　　解放观点：听您的言下之意，我们如今面对所谓 “天价高薪”的心态是日趋平静了，但是，这离一个真正健康平和的薪酬观尚有距离。

　　方军雄：前两年，一些所谓 “天价高薪”被披露后，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关注。然而，在这股情绪的推动之下，一方面，真正严谨地去细究其薪资构成是否正义、合理的并不多；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后来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领导者薪酬屡创新低、甚至拿 “零薪酬”这一截然相反的现象。

　　这其实就表明，一来，是社会公众间形成的舆论压力的确产生了威慑作用；二则，也说明中国不少上市公司在内部管理方面，其实并不十分成熟。坦白地说，我们能指望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他的老总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又把这个公司管理得很好么？这个现象本身无法不让人追问。

　　解放观点：那么，一个比较好的薪酬观的形成，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呢？

　　方军雄：在 “薪酬如何有效”这一世界公认的难题面前，如果我们纯粹是从一种不信任的角度去理解和鞭挞的话，反而可能导致一些负面效果。比如说，有些公司就不如实披露自己的薪酬信息了，或者通过一些公关上的运作，选择性地披露部分信息，把比较光鲜的一面通过媒体展示给公众，而把自身存在问题的一面掩藏起来。而与此同时，那些真正关键的、有价值的议题却被忽视了。比如，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可靠的薪资信息披露渠道；如何形成一个让不合理、甚至可能不合法的收入渠道无所遁形的制度机制；如何通过同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协商，形成行业间自律，有效避免企业间薪酬恶性攀比现象的出现，等等。

　　再则，由于制度的不尽完善，很多企业的业绩仍然停留在 “会计意义上的业绩”阶段，在此背后的操作空间就非常大。要做出好看的业绩报表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加上信息不充分公开，假使此时我们又将薪酬简单与业绩挂钩，不同评价平台的统计口径又不尽相同，如此得出的评价结果不仅毫无价值，其行为本身也会对公众信任形成一定的伤害。

　　所以，接下来可能更有意义的一系列思考题恐怕是：业绩好、薪酬好的企业，就一定是好企业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对于社会的贡献？是一时一地漂亮的业绩报表，还是一种踏踏实实地深耕细作于本行业的经营能力？

　　如果能回答好以上问题，只要这个薪酬结构本身符合企业管理的原则和市场规律，薪酬设计程序本身又是正义的，就好比俗话说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我想对于任何结果，公众都可以接受。整个社会舆论也不会再过分简单地以薪酬本身的高低来论英雄。否则，很容易弄巧成拙：没有永远的天价，只有无尽的攀比，薪酬本身的激励价值反而失效了。

　　解放观点：这次公众对于像杨元庆这样新一任 “打工皇帝”的出现不那么敏感了，在此背后，只是社会心态和薪酬观上的微妙“进化”么？

　　方军雄：这恐怕也跟一个大背景有关。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早年一直比较强调自身的 “低人工成本优势”，但随着我们的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我们的企业更频繁地与国际同行接触，在制度上逐步与国际接轨，我们慢慢意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而任何不尽合理的低人力成本做法，对于经济本身的伤害同样是巨大的。这就需要一个社会在人力资本价值观上正常的理性回归。

　　下一步，我们恐怕还要进一步让我们的薪酬制度向人才倾斜。如果在整个社会进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们的劳动者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最大的最终受益者，这对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发展本身，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现代经济社会迈向成熟前必经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机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未来，我们不仅要关注我们的商业精英、职业经理人们，能否在贡献其智慧和经验之后，获得积极的认可与回报，也要关注最一般的普通劳动者们，能否在付出劳动后获得公平、公正而又体面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