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去潘家坪，是在个把月前。

　　那天，天老爷和我应景，下了点小雨，把这条几百米的小巷子落得更显萧瑟。

　　我从芙蓉路口进去一直走到四围角口子上，除了稀疏的几个行人和直通粮一库的两条铁路孤零零延伸在那里，再找不到熟悉的记忆，我印象中的潘家坪。

　　关于潘家坪，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老长沙县委大院。我并没有在这里住过，只是大院里有个养在深闺的电影院——长沙县电影院。

　　作为电影院职工子弟的我们，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影了。1983年之前，我看过的所有电影，都是在这家影院中看的。

　　从老县委大院西门进去，绕过几栋筒子楼，一面硕大的语录墙后的房子就是县委礼堂，也就是长沙县电影院。拾级而上，巨型的毛主席像挂在大门楼上，庄严而雄伟，高高的弹簧门在开与合中把清脆的电影对白与会议报告声忽大忽小地传播，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盼望。

　　在长沙县电影院，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叫《羊城暗哨》。这是一部惊险的黑白反特片，我刚一进场，就是恐怖的音乐和阴森的画面，当时只有七岁的我被吓出一身鸡皮坨。很长一段时间，我竟不敢一个人看电影了。我常喊个小伙伴，从伍家岭沿粮一库围墙一直走到老县委礼堂，看完电影又再从老县委招待所出来，穿过一片绿油油的菜地，绕着动力机厂回家。

　　1983年，长沙县电影院搬迁到伍家岭，改名为伍家岭电影院，老县委大院的影子才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模糊。

　　从老县委大院走出来，往潘家坪巷的东边走，是外贸土畜公司仓库，高高的围墙，坚固的铁门，把神秘牢牢封闭。大人们说，当时乡下供销社收的毒蛇、禽畜都在这里汇总，再分类运往口岸，出口外国。于是，透过厚厚铁门的缝隙，我们总想好奇探究里面的世界。而大人们总吓我们说，土畜公司那里停不得，里面养了几百只猴子，毒蛇满地乱爬。某天某天又跑出了几条豺狗。所以，每次经过，听着围墙里传来的狗吠鸡鸣抑或沙沙作响，我们飞快地跑开，生怕被不明动物袭击。

　　1986年前后，乡下流行养长毛兔，一次，我的一个亲戚拿着几斤兔毛要我带他去土畜公司送货，进了大院，我心中好多年的谜团才解开，原来高高的仓库里，并非毒蛇遍地猛兽成群，除了一排排笼子，便是成包的皮毛了。

　　土畜公司隔壁，好像是一家叫“建湘”的茶馆。那时一杯香片、一包纸烟、几粒蚕豆，长沙老口子架着脚跟台上说书的打起哦呵。记忆里有两对说书人，一对是男女相互捧逗，插科打诨，讲着流传长沙地区周围的传说与神话。另外一对是手捧三弦唱弹词的盲人，轻拨琴弦，用一阵清脆旋律静下场后，便扯开喉咙开始了《水浒》开篇。伴着琴声，抑扬顿挫，百转回肠，引得听书的连连叫好，全顾不得茶倒了，烟熄了，蚕豆崩着牙齿了。说到高潮处，说书的拨着三弦的手突然一停，连说带唱道：众位客官，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天分解啊。下面听书的顿时才从情节里醒过来，连呼不过瘾地骂两句，依依不舍般离去。把脚上的豆豉味和隔壁酱厂里的酱油味混在一起，留在空荡荡的茶楼里。

　　很多年后，潘家坪东头粮一库围墙上的电影画报一直还在我脑海里出现。尽管，那扇墙在十年前因搞摩托车市场而被拆掉，画海报的美术师已于去年仙逝，但海报上的英雄形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总不能抹去。曾经，表哥看了海报墙问我：《个个》这电影好看么？我思考了很久，始终没想起有这样一部电影，便问：你怎么知道有部这样的电影？他回答说是在潘家坪电影海报墙上看的。我才突然想起那部电影其实叫《竹》。美术师为了表现英雄形象，突出她深邃而明亮的眼睛，画了人物的近照，而又不想因为字而影响画面，所以把“竹”字写得很开，变成了两个字，那幅画曾让我笑了很久。因为，那些字和那些画，我们也曾参加绘制。寒暑假闲着没事，美工伯伯便把我们带到打好轮廓的海报墙前，告诉我们，这里涂什么色，那里要怎样画，然后我们各自拿着画笔往墙上按要求涂鸦，两三天后当我们全身色彩斑斓，画也基本完成了。望着自己涂鸦的地方，心里无比自豪，好像自己就是画家，与同学与伙伴相互攀比着。

　　上世纪90年代，长沙县治搬离潘家坪，带走了这里的繁华，后来粮一库的拆迁更让潘家坪日渐苍暮。

　　走在弯曲的巷道，面粉厂的门楼孤伶记忆着曾经的辉煌，四围角上的公安局早成商住楼，只是高高围墙上的铁丝网记忆着这里原来看守所的森严。老县委大院门口的新华书店没有往日的人头攒动，飘在店堂里的是糖油粑粑包子的清香。或许，只有两条铁路上偶尔经过的火车能唤起巷子的沉寂与落寞，但再也唤不起的是小巷曾经穿过的叮咚的弹词与如潮的吆喝声，还有电影海报墙上的点点油彩。

　　我站在巷中。收起伞，一滴雨落在我的额头流下来，如流逝的岁月，如我对远去的潘家坪清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