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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康菲,注定会改写历史。”曾参与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案”的上海万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方告诉记者。
9月,筹备已久的“中国律师团”———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法律服务机构团队终于披挂上阵了。律师团的诞生意味着拖延已久的渤海湾蓬莱19—3溢油事故终于从事故处理进入了善后赔偿阶段。但是,他们面对的将是“傲慢的”美国康菲国际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漫长的诉讼索赔程序,以及我国生态索赔方面并不健全的法律法规。
谁能告康菲
自8月16日渤海湾蓬莱19—3溢油事故民事赔偿程序启动以来,就有多批养殖户开始委托律师向天津海事法院、海南省高院、青岛海事法院等递交诉状,并有多个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提请公益诉讼,可都被各种理由驳回了。难点之一就是谁能告康菲?“我当然有资格,我们养殖厂的水都被污染了,今年养的虾和海参都减产了一半,周边别的养殖户也都减产了一半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多个养殖户,养殖厂4万亩左右。”河北省乐亭县的养殖大户张福秋对记者说,他准备了“充分的材料”,以为索赔会非常顺利,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因“举证不足”而无法受理。
曾处理过类似案件的周方则认为,该案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从8月起,国家海洋局就联合七部委成立了溢油事故调查组,并先后4次开展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材料非常重要,对接下来的诉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塔斯曼海轮”溢油案索赔之所以进展困难,一大漏洞就在于取证不够迅速、准确,这次的案件显然是吸取了教训,相信结果也会好很多。”
但周方指出,除了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受损渔民,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是不能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入诉讼渠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只有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拥有起诉康菲的权利”,“只有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结成诉讼同盟,共同维权才是可行的,通过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诉讼来索赔,希望非常小。”周方认为,可以把受损渔民、农民等相关各方的利益都统一起来,通过“同盟军”的方式共同诉讼,将增加胜算的几率。
康菲该赔多少
渤海湾蓬莱19—3溢油事故发生一个月后,国家海洋局举行通报会,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表示,根据相关法规,该事件可处以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了!”这个数字引起了公众的质疑。最高20万元的判罚,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得出的,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都缺乏详细的赔偿责任内容。周方指出,海洋污染的赔付困境只是中国环保类诉讼困境的冰山一角,缺乏明确的赔付标准使得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迟迟难以建立。“这也是康菲如此傲慢,对于建立赔偿基金并不积极的根本原因。没有明晰的惩戒标准嘛!”
在这样一个漫长、费力的“拉锯战”中,索赔方反而成为了弱势群体。据周方透露,在2002年,马耳他籍油轮“塔斯曼海轮”与中国大连“顺凯一号轮”在天津渤海海域碰撞,“塔斯曼海轮”大量原油泄漏,尽管天津市海洋局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分别索赔达9479万元与1785万元,但最后仅在庭外调解获得百万元的调查费用。
在索赔金额已成难题的情况下,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法律服务机构团队成员、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可以先追究康菲的“刑事责任”。“康菲从违规操作到恶意隐瞒和欺骗,以及对中国海洋石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性开采的方式,包括它放任渤海湾环境污染,导致影响日益扩大,已经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事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应启动刑事调查程序,迅速介入该事故的调查。”“在‘塔斯曼海轮’溢油案时,没有启动刑事调查,这也是我们比较弱势的表现,如果在该案中能有新的突破,这将会影响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周方认为,启动刑事调查不失为一种“强势解决问题的办法”。
没“法”,怎么索赔
随着索赔事件的逐步推进,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损害赔偿标准、范围及程序上的模糊地带被逐渐暴露出来,立法滞后的掣肘令“中国律师团”心有余而力不足。据周方介绍,在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后,美国司法部门曾以《清洁水法》《石油污染法》以及《濒危物种法》等数部法律为根据,追究英国石油集团公司的责任,并要求索赔和惩罚,相较之下,我国的法律体系则明显薄弱。
不过,该案的处理还可通过另一个途径。1999年,我国加入由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的《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议定书》。周方认为,该公约在‘塔斯曼海轮’溢油案中就曾起到了良好的法律保障作用。但他也担心:“该公约主要针对船舶污染损害,是否适用于钻井平台溢油损害就要看中方律师团对公约条文的解读能力以及法庭判罚的开放程度了。”
据悉,国家海洋局已经完成了《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条例(草案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周方表示,“虽然离发挥效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也期盼该草案建议稿能够在大家的推动下通过特别渠道加快颁布实施的过程,能够成为渤海湾蓬莱19—3溢油事故的最大转机。” 据《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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