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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

  

百年辛亥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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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像
百年辛亥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
百年辛亥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
百年辛亥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
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时称“四大寇”

  □周兴樑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旧民主革命的集大成者;从北伐到抗战,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理论到反帝反封的实践,辛亥革命都为后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壹

  以铁血行动誓死反帝反封,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在《辛丑条约》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已是列强“守土长官”之形势下成立的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海外各埠华侨中及国内的21个省市,先后建立了140多处支分会,设立了200多个外围革命团体和书报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100余种革命报刊,宣传民主革命纲领、狠批保皇党谬论。

  孙中山、黄兴和部分会员骨干还陆续在我国西南3省和长江中下游各地,组织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20多次武装起义,并多次采取暗杀清廷权贵与大吏的铁血行动。

  近代中国面临着三大问题:民族缺乏独立,人民没有民主,国家贫困落后。

  为解决这些问题,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第一次将入会的16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将之作为全党进行反封建反帝斗争的政纲。

  武昌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并获胜利。一个多月里,湘、陕、晋、赣、滇、沪、浙、黔、苏、皖、桂、粤、闽、川等14个省市独立而脱离清廷。

  清王朝土崩瓦解,而袁氏则利用南北方之争,夺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孙中山认识到:“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 为此,他勇敢地挑起了力挽危局而定国本的历史重任。

  贰

  民国头八年的民族资本投资额,

  相当于之前清廷50年的投资总额

  12月26日,孙中山在沪上寓邸召开了同盟会干部会议;决定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通用阳历,改为中华民国纪元,政府之组织取总统制。29日,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投票选出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

  于1912年元旦,孙中山由沪抵宁宣誓就职,并设总统府于旧的两江总督府内。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

  它在存在的短短3个月里,先后公布了近40项尽扫封建专制、确立民主共和制和维持国家领土主权的政策与法令,尤其是制定颁行了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等要求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

  这不仅结束了清王朝268年之统治,还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的终结。民国政府在民初年间颁布了系列奖励发展农工商业的法规和政策,使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出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拿民族资本的投资总额来说,民初头8年之民族资本投资额,竟相当于辛亥革命前清廷50年的投资总额。

  从全国之工矿与公司及其投资额的年增长数来看,1903-1908年在清廷商部注册的新工业公司有265家,平均每年约44家;1912-1921年在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注册的公司为794家,平均每年约80家。

  1895-1913年新建的厂矿为583家,平均每年约30家,投资总额为1.2亿余元,平均每年为633万元;而从1914年至1919年这六年间,新建厂矿就达379家,平均每年为63家,投资总额为8580万元,平均每年为1430万元。

  叁

  为后续革命准备了人脉,

  毛泽东、陈独秀等人均与之有关

  辛亥革命作为继往开来的旧民主革命之集大成者,为后续革命的发展开通了道路。辛亥革命后8年,发生了五四运动,不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辛亥革命后1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举行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后20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因而中国人民能够进行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使台湾得以归还中国。辛亥革命后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在人脉传承方面,长期与其后续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

  五四运动中以办《新青年》出名的陈独秀,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就加入青年会,学成返抵芜湖曾先后组建革命团体爱国会和岳王会,并以岳王会长身份率领该会成员于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安徽独立成立军政府后,他先后担任过军府秘书长与教育司长等职。

  新文化运动的另两位主将鲁迅和胡适,也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

  鲁迅于留日期间的1908年曾加入光复会,其1909年8月归国执教于绍兴中学期间,暗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1月浙江独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及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等职。

  胡适则于1908-1910年间在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里学习,深受革命思想之洗礼,毕业后又执教于该校。

  1921年7月,出席上海中共“一大”会议的13人中,也有几位是辛亥革命战士:

  汉口代表董必武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等职。

  长沙代表毛泽东早在中学时期,就“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纲领”,并撰文提出“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武昌起义胜利和长沙光复后,他觉得“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于是”决心加入革命军”,“以便能帮助完成革命”,他加入了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

  广州代表陈公博曾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斗争。而当时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出席中共“一大”的陈独秀,则一直是中共初期的主要领导人。

  肆

  首次国共合作期间,辛亥革命党人任党政军要职者不乏其人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选出的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里,有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25人(含跨党之中共党员3人),候补执委17人(含跨党的中共党员7人),中共监察委员5人,后补监委5人。

  这52名执监委员有十分之九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其中老同盟会员占38人。他们之中,任过同盟会本部领导职务者2人,任同盟会支部长及省市主盟人与分会长者至少13人;任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次长以上职务者6人,任各省军政府都督及司长等职者6人,任南京政府参议院和北京政府国会之议员与议长职者9人。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革命政府,就是由以孙中山为核心的一批老同盟会员,如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戴季陶、邹鲁、林祖涵、何香凝、林森等人组成的。他们牢牢掌控着党、政、军、财、群等部门之大权,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进行。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产生的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由80名委员组成,中央执委的36人中有中共党员8人,候补执委之24人中有中共党员8人,中央监委之12人中有中共党员1人,候补监委之8人中有中共党员3人。

  辛亥革命党人在这里面仍占很大的比例和优势,且任党政军要职者不乏其人。

  伍

  从北伐到抗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辛亥革命宿将的贡献极大

  北伐战争中,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主席汪精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参谋长李济深和白崇禧,及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李宗仁等,他们或为老同盟会员,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之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还为以中共党团员为主的新一代革命者登上政治舞台大开绿灯,不少中共党员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机构(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这为中共日后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任,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养成了大批干部。

  随后,不少辛亥革命者参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投身于当时的抗日救国斗争。抗战初期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约9/10的成员是原同盟会党人;其国防会议、最高国防会议及国防参政会等机构中之成员,也大多有过辛亥革命经历。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划分过12大战区,担任过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者约有17人,其中同盟会员和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者占13人以上。

  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和新四军里,也有一些主要领导者是原辛亥革命党人,如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即林祖涵)、董必武、彭德怀、刘伯承、谢觉哉、叶挺、张云逸等。

  这些辛亥革命宿将都为夺取8年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陆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

  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先烈们,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因此,孙先生和辛亥革命中的不少思想精华,就被毛泽东等人科学地总结与继承了下来。八年抗战是中共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一再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不仅本人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运动作过许多论述与评价,而且还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搞党史的人,要重视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他1942年指出:“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及孙中山时,又强调要“纪念他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并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柒

  打倒皇帝比俄国早的辛亥革命,

  其失败原因是共产党的前车之鉴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仅执政91天就交出了政权,民主共和制昙花一现。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同中国军阀勾结为恶,是导致这场革命失败的主因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还在在吸取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铸就了克敌制胜的三大革命宝器。

  毛泽东在1939年论及此时指出:“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战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中国同盟会其内部意见不一、组织涣散、缺乏凝聚与战斗力等,是导致辛亥革命迅速失败的内因。毛泽东指出:“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未唤起工农大众,结果使自己在革命高潮的敌我大搏斗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毛泽东在论及此时指出:“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还没有动员起来。”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重要经验,是他坚决选择了武装反清以夺取革命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始终肯定其这一点:“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本点孙中山是我们的先生。”这显然是中共和毛泽东重视武装斗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出一切东西”等著名论断。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8年抗战中将长征胜利后“不足三万人”的人民武装,迅速扩建成“一百二十余万人”的正规部队。此外,还拥有作为正规军后备力量的民兵“二百二十万人”。

  中国共产党终于用这支不断壮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又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实现并超越孙中山的理想。

  (周兴樑,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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