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够像《星火燎原》那样传播久远、影响巨大了。这套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从这套书中汲取过营养。只要你上过小学，你就不可能不知道《老山界》、《刘胡兰》、《飞夺泸定桥》，《金色的鱼钩》……那时候，无论去哪个同学家，总会在他家的书架上看到这封面或红或棕、标有“星火燎原”四个字的套书，同学间谈论故事，总会讲到《星火燎原》里的文章。总之，知道、读过、拥有这套书，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与荣耀。

　　老十卷《星火燎原》是从一九五六年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挑选发表过的文章结集而成，自一九五七年陆续出版后，被选用的稿件仅仅是三万多篇征文稿件中的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稿件五十年来一直封存在解放军出版社的文库中，而这些稿件历经岁月打磨世事变迁被再度审视，越发显现出珍贵。将这批稿件重新遴选、整理、结集，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编辑出版的十卷《星火燎原》，我们叫它“未刊稿”。编辑“未刊稿”的过程，是一次长达四年之久的心灵震撼和灵魂洗礼的过程。

　　这套书的作者清一色是在我军浴血征程中居功至伟的开国英雄。作者中，有九位元帅、七位大将、四十四位上将、九十一位中将、二百五十四位少将，还有八十四位副省部级以上领导。这些作者如今都已离我们而去，而在一千多万文字的叙述中所描绘的战火纷飞的战争场景和表达出的浓烈情感，都已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绝笔。许多过去知道的、依稀知道的、更多为不知道的秘密，都珍藏在这绝笔之中。

　　最惨烈的湘江之战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长征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战，许多老将帅都曾在回忆录中回忆过这场战斗，但当你在手底的稿件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对当年那场血战的叙述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战栗。

　　上将李天佑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负责中央红军左翼掩护，在距离湘江七十里的新墟和广西军两个师接火，第一天就打得十分激烈，但那时红军尚有一些弹药，抵住了敌人多次凌厉攻势，但在第二天情况就异常险恶了。李天佑这样写道：“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注：那时红军的团都不是满员团，即所谓‘小团’)……”由于十五团团长政委负伤，李天佑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去十五团，接着，他“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要他适当收缩下兵力，把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一次反击时牺牲的。我手捏着电话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而在这之后没一会儿，重返十四团指挥作战的黄冕昌团长也牺牲了……这就是湘江之战。

　　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场战斗中，让团的指挥员都上去了，那必是一场恶战。就在李天佑的眼皮底下，短短几分钟内，就伤亡了五名团以上指挥员，战斗之惨烈，血腥可嗅。

　　而在另一位作者的记忆里，湘江之战是又一幅场景：刘浩天中将当年是红军补充师的民运科长，负责组织民夫抬运辎重，“山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沉重的机器压得民夫们脖子上、腿肚子青筋暴起，汗流浃背……遇到山路陡坡和转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我们在风雨泥泞中蹒跚而行，山林中的羊肠小道非常难走，夜里又看不清，常常是一夜才翻一个山头……距湘江五十多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十二月一日下午，我随同搬家的队伍终于渡过了湘江，看着漫山遍野红军战士的尸体和浮桥一线江面血红的江水与漂浮在江面的红军遗体，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和我在一起的十几个民夫被眼前的惨状吓呆了，有的人扔下挑子，当时就号叫着跑了……”读了这些文字，才真正读懂了“湘江一战，损失过半”那句话中的悲壮情怀和沉甸甸的分量，“过半”二字犹如一只顶天立地的巨碗，盛载着五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

　　如果没有这些稿件，没有这些细节，你所知道的战争和军史，就永远只是一些概念、定义和数字而已。教科书告诉我们定义，而回忆录告诉我们细节。有许多事情，如果不是这些稿件，你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

　　朱德这样上井冈

　　小时候看过一张油画，画面的中心是周恩来、朱德等我军高级将领，每人脖子上系一条领带，臂上缠一块毛巾，将领们站在台阶上叉腰挥手，下面一群身穿灰色军衣的战士们翘首仰望。这画的名字就叫《南昌起义》，在我小时候的理解中，南昌起义就是这个样子的，领袖人物振臂一呼，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打响了，我军从此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真实的历史比这不知复杂多少倍！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副军长带领起义残部转战闽粤赣，革命的前程如何，队伍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去，无人心里有数，包括朱德。

　　少将张树才在《跟着朱德司令转战闽粤赣》一文中，真实地记述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所部的坎坷经历：张树才先是跟着二十军教导团转战江西、南下汕头，敌人的疯狂追杀、形势的扑朔迷离，令起义队伍一时不知所从，失去方向的队伍就失去了斗志。“这支部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我们照旧穿着南昌起义时穿的、又经过长期行军战斗早已被汗污磨碎了的破单衣，南方大山里的十月天虽然不像北方那么冷，可是风餐露宿的我们，在那种夜凉寒露中还是冻得受不了，我们只有抱膝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用身体来温暖身体；草鞋穿烂了，长期打着赤脚走山路，脚掌磨得像猪肝肺，又紫又黑……又遇上南方倒霉的发病季节，拉痢、打摆子的天天增多，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眶塌成了黑窝窝……当部队到信丰会合(与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会合)时，上千人的教导团，几乎减少了一半，有病、体弱的掉了队，意志薄弱的人脱了队。二十五师在朱德副军长率领下，减员好一些，但由信丰出发到赛泉圩宿营的第一天，师长不见了，第二天，三个团长也不辞而别了……”两个月后，部队仅剩下了八九百人，但就是这八九百人，成为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一支部队。为了将这宝贵的几百人保存下来，朱德曾带人去寻找军阀范石生。在寻找范的途中，又遭了匪徒的袭击险些丧命。为解决部队的供给，部队曾一度不得不依附于范石生部。不久，部队脱离了范石生部，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挺进湖南宜章。在追寻同路人的历程上，先后与军阀许克祥、白崇禧作战，直至遇到苦苦寻找他的何长工。

　　寻找朱德的经历，在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文中，更是像传奇一样，毛泽东听说朱德的部队和自己正在彼此寻找，遂派何长工下山去找朱德。何长工走到沔都被民团捉住，眼看要砍头，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继续在湘南、粤北一带寻找朱德，却遍寻不见。何长工无计可施之际，在韶关的一个澡堂洗澡时，忽然听到范石生的部下议论，说“王揩(王揩即朱德)的部队到了藜埠头，我们要警戒”，这才找到了朱德和陈毅，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每读到这样的稿件，我总会一边读，一边满脑子胡思乱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土匪不至于那么愚蠢以至放过了朱德”，“如果何长工那天没有去洗澡”。如果真有这些“如果”，一部军史还会这样写么？但我们看到，在这看似充满偶然性甚至戏剧性的细节之后，展示的是坚强的信念、百折不挠的勇气、超乎常人的精神和意志……有了这些，无论革命的中途发生怎样的偶然，革命的方向也最终会指向一九四九年的那个结局。

　　“败走”的伤痛与坎坷

　　我们早已熟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艰苦卓绝，但过去我们习惯更多地谈胜利，很少披露一些我军历史上的“败仗”。在这些稿件里，恰恰是这些记录“败走”历史的稿件，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革命道路的坎坷和斗争的残酷，从而通过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为理想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战斗牺牲精神。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先是在湘鄂一带活动，后又转战千里深入黔滇，牵制了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在这一牵制敌军的行动中，孤军作战，四面受敌，战斗极为激烈残酷。中将郭鹏在《杀出重围》一稿中，记述了自己当年所在的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在贵州梵净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的经过。突围之前，被迫留下了所有的伤员，突围的同志想到留下的伤员，知道他们唯有一死，不免伤心落泪，可伤员们反过来安慰突围的同志：“你们放心地走吧，我们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他们突过了一道山，又一道山，牺牲的人在不断地增多，“同志们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三连连长，早在鸡公山战斗中即负伤，右臂被打断了。战后他因右臂已碎，自己竟毅然忍痛用菜刀将断臂剁去。在连日转战行军中……遇有断崖陡壁，便抱住伤口滚下去。”在一次战斗中，“眼看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他迅速地冲至前卫连阵地，左手持枪高呼：‘同志们，拼刺刀，跟我冲!’大家一见这血迹斑斑的空袖筒，就知道正是三连长”，“但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三连长的伤口在连日苦战中恶化了，当我最后去看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团长，我不能再和同志们一道战斗了!’不久他便牺牲了。”我们只知道古时候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要知道，关公再坚忍，毕竟是在忍受医生为他治伤，而郭鹏中将的战友挥刀自断臂，那种坚忍、顽强，是关公远不可比的！

　　这样的一些稿件，在老《星火燎原》里之所以没有被选用，原因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述的是“败走”的经历，记录的是伤痛和坎坷。但在今天看来，恰恰是这“败走”，这“坎坷”，给了我们一部更加真实和令人震撼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无与伦比的艰难，才更烘托出了革命的不易和辉煌吗？

　　国共两党的本质较量

　　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于许多早有定论的历史，喜欢反着说，似乎不如此显不出思想者的特立独行，不如此不足以惊世骇俗。比如：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是兄弟相残，若国民党执政，今天的中国一样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靠的是政治权术……其实，这许多问题的答案，早就存在于《星火燎原》之中了，细读这些稿件，许多本来就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加有根有据，更加坚信历史不可被人随意涂抹。

　　在一九四九年那个当口，国民党早就烂掉了，烂的起始阶段还要更早，在围堵红军的时候，就已经烂得不轻。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初到国民党部队时见到的情形，令他触目惊心，每一级长官都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巧立名目、谎报人头、截留物资、贪污军饷，他不谙此道提出质疑，立刻被周围同僚视作异己而遭疏远排斥，他当时心中就有了疑问：这样的现状，如何战胜共产党？

　　共产党这边的情形呢，李桂林在《我的第一个指导员》中这样写道：在滇东，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指导员，指导员跳下水田和他一起劳动，打消了当地农民对红二军团的顾虑，也打动了他的心，从此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在过草地的时候，粮食没有了，部队杀了马，由于他年岁小，不能自制，一块小小的马肉很快吃完了，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又是他的指导员将自己分得的一小块马肉给了他，他得以活着走出草地，而他的第一个指导员永远留在了草地……

　　红军基层干部是这样，高层指挥员又是怎样呢？红二军团的士兵吕玉清回忆了这样一件小事：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围困龙山时，吕玉清的团长到前沿阵地去了，团部就留下他一个新兵看家。团部在一座破庙里，晚上，军团长贺龙带着警卫员来了。不一会儿战士们就在破庙里呼呼地熟睡过去，只有贺龙一直坐在破庙前的地上思考着什么。夜深了，下起了雨，贺龙向吕玉清要求能否点一些柴火烧来烤烤，吕玉清为他抱来了柴火。“夜深了，老总好像有点困了，手抱着膝盖，头低着打盹，这时我细细地打量他，只见他腿上糊着好些黄泥巴，脚上的草鞋有一只耳子都烂了。”“我往庙里看看，地上已经睡满了人，确实太挤了。老总一定是觉得挤不下了，才一直这么坐着，于是我说：‘首长，我叫他们腾个地方您睡一会儿吧。’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不要，让他们多睡会儿吧，他们太疲劳了！’我心里想：‘难道你就不疲劳吗？’”

　　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官兵关系。像这样满怀深情记述自己的首长是如何爱兵爱同志的稿子，在《星火燎原》中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一支军队，当它的首长一声令下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舍身拼命往上冲？

　　陕北，挽救红军的根据地

　　去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作协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走进红色岁月”的活动。这简直就像冥冥中有人替我安排了一切。到了延安，参观了宝塔山、枣园、杨家坪，拜谒了刘志丹墓，甚至去了一个当年陕北红军藏身战斗的山洞。那山洞之高之险，很有点像我在江西、福建荒山之中所见隐藏船棺的地势。

　　站在刘志丹塑像前，百感交集，长得如此秀气俊朗的一个人，居然是叱咤陕甘、令敌闻风丧胆的一员虎将。如此不禁又联想到了《星火燎原》中关于他的大量回忆和记述，其中有一篇少将孔令甫的文章，作者当时是红二十六军连长，有次行军来到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心想这么一个小村怎么住得下一个连呢？“我就提意见说住不下，当时刘志丹同志恰巧也在场，他就对我说：‘你去吧，那个村保险住得下，那村里有多少户，房子多少间，锅多少口，炕多少个，你们到那里去，煮饭睡觉都不成问题。’我听了，不大相信，心想，你对这个地方再熟悉，和群众关系再密切，莫非连哪个村有几户，谁家有几个锅几个炕，你也知道？我二话没说，敬了个礼走了。部队到了村上，我头一个进了村，挨家挨户看了看，什么都不说，进门先数有几口锅，几个炕，等我数完以后，果然和老刘说的一点不差，我惊讶地在村外呆了好一会儿。”还有一事，一次，部队同追剿的敌人迂回，到了一处百年无人行走的山梁，孔令甫带队走在前面，不久就迷失了方向，部队只得停下。刘志丹同志赶上来了，他详细地告诉部队：“先从这座山峰的右边绕过去，再往左拐，到前面山峰再往右拐。”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知道，刘志丹同志为建立陕甘根据地付出了多少心血，可以说他走遍了陕甘的每一道山梁，深入了陕甘每一户百姓家。他的心血、信仰和意志，早已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你也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在国民党军围困重重、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唯独陕北红军保存下了这样大一块根据地，最终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诺亚方舟！

　　这样看着，走着，走着，看着，你觉得这地方越来越不陌生，所有这些不断释疑着心中早存的那些问题，那就是受尽磨难、走投无路的红军为什么最终能在这方土地上立住脚？为什么红军一路冲杀，从江西走到湘西，走到黔北、滇中，走到川西北都无法止步，却终于能在陕北立足？因为这里有这世上最为重情重义的人们，这块土地敞开了母亲一般无私伟大的胸怀，将这支受尽磨难的队伍一揽子揽进怀里，用倾其所有的红枣、小米为这支伤痕累累的队伍疗伤，给予了它重新站立起来的安泰般的力量。

　　《星火燎原》告诉我们，在我们民族苦难深重的时刻，的确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从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吓倒，他们在绝望的情况下，能够打败比他们强大百倍的敌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有更强健的身躯、更伟岸的体魄，也不是因为他们比自己的对手有更好的装备。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吃饱过，每次冲锋只能得到三颗子弹，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肉体去与敌人搏杀……但他们所拥有的，是他们的对手永远无法拥有的，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有金刚石一般坚硬的意志。他们无论高低贵贱，友爱如同一人，他们来自人民，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这一切令他们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所以他们能集中起全民的意志，夺取了天下。正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有了今天。我们当然无法成为他们，但我们如果能有他们一半的精神、三分之一的意志和十分之一的品德，也许我们的国家会更强盛。也正因为此，他们值得我们永世怀念。

　　（选编自《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

　　“赶考”，警钟长鸣

　　石坚

　　看到北京日报在新中国诞生62周年前夕，于9月13日隆重推出报告文学《西柏坡的“赶考”征程》，我深受教育，特别是看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华网等许多网站迅速转发，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备受鼓舞。

　　这是一篇警钟轰鸣的作品，共产党进京“赶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北京日报抓住了这个重大题材，显示了编者的远见卓识，表现了报纸的政治品质。

　　这篇作品以不太长的篇幅，穿越历史，以宏大的气势、清醒的思绪，文学的生动描述了几代共产党人60多年的“赶考”征程，满怀激情地颂扬共产党人“赶考”的决心和成绩，也深刻揭示出“赶考”的长期性、严峻性和复杂性，指出“赶考”征程中面临的严重挑战。无情的现实教训了我们。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们原本是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成绩优秀、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但是经不起糖弹的攻击，腐化变质，被人民唾弃，被历史淘汰了。作品警示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成绩面前、在金钱美色诱惑面前、在多元意识形态影响面前，都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向历史、向人民交出自己的“赶考答卷”。作品还提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不间断地整顿党的组织和党的作风，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以旺盛的活力跳出“周期率”，继续赶考，直到共产主义。

　　编辑对版面的安排独具匠心，醒目、大气、主题突出，显示了编者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

　　谨向编者和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作者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天津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