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 正文
"首义之城"武汉：辛亥革命第一枪在这里打响
 |
 |
 |
 |
 |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石破天惊，扭转乾坤，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民族复兴的洪流从此在神州大地奔涌向前。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城，武汉的地图上，留下了数不清的辛亥印记。
首义路、首义街、首义小区、首义隧道 、首义广场、首义公园、首义中学……2011年9月25日，睡完午觉，80岁的皮明庥(音同“休”)扳着指头向记者列举着100年前的那场革命在如今的武汉地图上留下的痕迹。作为武汉市社科院的原副院长，年逾八旬的皮明庥研究了一辈子辛亥革命，在当地有着“武汉活历史”的名号。不过，在一连串地说出一串地名后，老人家还是摆摆手——“在武汉，这样的地名太多了。”
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档案馆，也是一本纪念册。小小的几个字，往往标举着一段光辉的历史或者一位杰出的人物。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的革命党人，为天下倡，果敢地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枪声。这场在中国中部城市一夜之间发生的革命，以飞一般的速度迅速扩散。义声所播，全国响应，清王朝最终土崩瓦解。首义的荣耀让武汉人备感荣光，为此还将这段历史篆刻进了一个个地名里。直到今天，在武汉这座城里，通过一个个地名，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与那段历史相通的细节。
原定中秋举义旗
从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往北，有一条从平湖门至阅马场的东西向马路，叫做“彭刘杨路”。这条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武昌起义前夕，被清政府杀害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现在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内还建有“三烈士亭”，亭中立石碑一块，上书“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9个大字。这三人的牺牲，成了武昌起义的前奏。
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虽然深处内陆，但万商云集，商路北至沙皇俄国，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武汉的对外贸易额达到1.3亿两左右，仅次于上海，有着“东方芝加哥”之称。伴随着城市走向近代化，武汉人的思想逐步解放，反清意识也逐渐增强。对于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先进的武汉也裹挟其中，非常热衷。在海外沐浴欧风美雨、身历资本主义世界的留学生，自1904年开始，着手在武汉新军中发展势力。
其实，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9月24日，包括刘复基在内的60多位武汉革命党人就曾召开大会，决定在这一年的中秋节(10月6日)起义。不过，由于种种变故，“中秋节杀鞑子”的计划最终被推迟到10月16日。
此时，有关革命党人行将发难的风声四起。武昌城的气氛也悄然变得紧张起来。“张彪等军队要员，经常亲往各军营和军事重地巡查，还不时吹奏紧急集合号，点名清查，严办违令者；街上则布置双岗双哨，士兵在城门严密盘查出入行人，警察到各旅馆、学社搜查所谓‘形迹可疑之人’；士兵子弹被收缴，枪炮机钮被拆卸；节假日不放假 ，机关职员一般不准请假……”武汉市社科院原副院长皮明庥对武昌起义前的社会背景了然于胸。
突然爆响的炸弹
形势逼人，革命党人依然进行着起义前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造炸弹。“无论是暗杀还是起义暴动，革命党人首选的利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炸弹。革命党人好不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只要能搞到相关的化学原料，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尝试一下。”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炸弹是当年革命派的“旋律”。
起义总指挥部的孙武在日本学习过配制炸药的方法，也有过多次实践经验。于是，他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制造炸弹的任务。不过，历史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之处。先前有多次成功经验的“制弹专家”孙武，10月9日却因捣拌火药用力过猛，致使炸弹突然爆炸。当时的报纸曾以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对此事做过报道——“在俄租界附近的巡捕被一声巨响吓了一跳。他们立即向附近地区冲去，在一个弄堂的14号发现两个中国人正向周围泼煤油，显然是准备放火烧掉房屋。”
但是，事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在这里，巡捕发现了已经制成的炸弹、言辞尖锐的革命小册子、供起义用的文告旗帜、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分路进攻武昌城各大门的计划。
湖广总督瑞澂急令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和刘复基、彭楚藩等人紧急商讨应变对策，果断决定9日晚12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事，由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6人在指挥部坐镇主持。由于城内各营无法响应，最终这次紧急发难的计划流产。总督瑞澂下令全城大搜捕，多个革命据点被破坏，数十名革命党人被追捕。
10月9日晚上，成了白色恐怖之夜。连夜审讯中，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宁死不屈，于10日凌晨被斩首于督署辕门墙隅处，时年分别为25岁、28岁、26岁。
总督墙上挖洞出逃
青瓦斑驳的房子下，几个老人坐在路边晒太阳；密密麻麻的电线上依次挂着晾晒的衣服、绿色的丝瓜，袁先高老人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典型的旧城区。“首义路起义街起义门社区”，每每说起自己的住址，包括袁先高在内的老住户，总感觉很有历史的分量。这里的得名，与一座原名为“中和门”的老城门有关。中和门原为明代武昌古城九城门之一，由于在这里打响了辛亥首义第一枪，老城门改为“起义门”。而它周边的大小路名，也随之被改为“首义路”、“起义街”。
目前，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的起义门正在进行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叶剑英手书的“起义门”三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城楼上放置的两枚旧式山炮，还指向当年的总督署。
“彭刘杨三烈士牺牲后，武昌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交通断绝，抓人的抓人，抄查的抄查，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党人的名册被搜，要按名册抓人等消息不胫而走。”起义门管理所所长王启鑫对于首义那晚的情景，熟稔异常。“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 ，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在这样的形势下，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起义爆发了。
革命党率领起义军迅速控制占领中和门，打开城门迎接南湖马队、炮队入城，并在城头架炮轰击湖广总督府。生性胆小的瑞澂在后墙上打了个洞，携家带口，仓皇逃到停泊在江上的楚豫号兵舰。
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城。
1911年10月11日清晨，人们从餐桌上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那些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人，虽然知道中国迟早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武昌起义明显来得有些突然，以至于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被弄蒙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才弄清了革命爆发的真相。
正如亲历辛亥革命的英国记者埃德温·J·丁格尔所写的，“每一个人都关注着这场中国人之间的伟大战斗。伦敦和纽约的每一份报纸都聚焦于这场战争。中国革命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
“黎菩萨”主动剪辫子
汉口的黎黄陂路，因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得名。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经过一夜苦战控制了武昌，迅速组建军政府以应付清军反扑成为当务之急。彼时，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远在港、沪，共进会首领孙武被炸伤，文学社蒋翊武逃往外地，革命党人一时群龙无首。
于是，时任新军协统的黎元洪成了首义都督的备选对象。“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身高约有5.3或5.4英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英国记者埃德温·J·丁格尔采访黎元洪时，如此记叙对方给他的印象。
这是一位与革命没有任何渊源的军官，甚至在革命发生时，黎元洪觉得这是一群新兵在哗变，革命党难成气候，还躲到了管带刘文吉家中。等到革命军找到他要求其出山时，谨慎的黎元洪也并不应允。黎元洪是湖北籍的名将，自诩以文人带兵，风度翩翩，体恤下情，素有“黎菩萨”的称号，革命党要利用的正是黎元洪的名望来稳定民心，震慑清朝，号召天下。“我们命令几个士兵把刀放在他的颈项上，告诉他说，如果拒绝就立刻将他杀死。”刘公在接受英文《 楚报》采访时，这样讲述事情的经过。此后的几天。黎元洪不吃不喝，缄默不语。
革命军又光复了汉口、汉阳，得到了广大市民和士绅阶层的大力支持。湖北军政府成立后，虽然说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大都督的黎元洪还在观望，但没过几天，他就主动剪掉辫子，对革命党表示：“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
 |
■人物专访
熊辉：溥仪曾主动向父亲熊秉坤敬酒
一名身着戎装的革命军战士，目光坚毅，傲视前方，右手高举枪杆——这是首义公园里，一尊名为“首义枪声”的雕像，寓意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85岁高龄的熊辉老人家中 ，也存放着相同造型的雕像、画像与剪纸。这些都是别人送的礼物，因为熊辉的父亲熊秉坤被认为在武昌起义中打响第一枪。
谈到武昌起义，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有“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之说。在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而在更早之前的1914年7月，熊秉坤去日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父亲对于武昌首义的历史非常低调，基本不会主动向我们说起。我也是从来拜访父亲的辛亥战友那里知道了很多故事。”熊辉是熊秉坤的独生子，在父亲生前经常陪同参加一些纪念活动。让熊辉印象深刻的是，196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上，熊秉坤和溥仪都受邀与会。“席间，溥仪主动端着酒走过来，向父亲敬酒，说‘要谢谢您老的一枪呢’”。熊秉坤说，父亲熊辉当时说，“过去呢，我和溥仪算是冤家对头，叫冤家路窄，现在嘛，叫冤家路宽，咱们殊途同归，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人了。”
“1961年10月13日，在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室内，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座谈会，会间他们三个人拍下了很和谐的一张照片。”至今，熊辉还珍藏着一张照片，“末代皇帝”溥仪与当年驱逐他出宫的鹿钟麟、“辛亥首义第一枪”熊秉坤拥坐在一起，相谈甚欢。
■记者印象
首义，武汉的名片
“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的命名，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无关系，在三条路的交会处，矗立着一尊孙中山的铜像。“在武汉市，还有很多小的里巷、村屯的命名，都与辛亥革命沾边。”按照皮明庥的说法，武昌区的复兴路与辛亥革命时的纲领口号“复兴中华”有关。武昌区原有的五族街，也与辛亥革命志士提出的“五族共和”有联系。
100年前的武汉人，为天下倡，果敢地打响推翻清王朝的枪声，传承给后辈无限的荣光。跑了30多年出租的陈师傅得知记者来意，兴奋地讲起一段他知道的故事，言语之间满是自豪之情。如今的武汉人显然也很重视这段历史。为迎接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到来，武汉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辛亥革命文物修缮项目，投入5000万元对全市27处辛亥革命遗址进行维护和恢复。医院、宾馆、出租车以及饭店的灯箱广告上，都轮番滚动着油价优惠以及菜价打折的信息，前缀无一不是“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就连因为修建地铁临时搭建起来的挡板上也被喷刷上了纪念的字样。诸如“打造辛亥首义品牌”大幅标语，在武汉的码头、车站乃至街边，并不鲜见。
“辛亥革命是武汉最大的城市名片。辛亥百年之于武汉，正如奥运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亚运会之于广州，是发展城市经济的机遇。作为首义之城的武汉，显然不能滞后于其他城市。”武汉市社科院原副院长皮明庥停顿了几秒钟，补充说，“外在的形式是一个方面，但更需要铭刻于心，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文/图 特派记者 朱艳丽（署名除外）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