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晴朗，黄昏。夕阳暗红色的余辉，会从病房那布满灰尘的窗口透过来。

　　朱小平从病床上爬起来，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站在不锈钢窗前，看着远方。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想出去，过庙里的生活，做和尚。”他回到病床上，低语。

　　为什么想过庙里的生活？听到这样的追问，他转一转头，皱起眉头，说话的主题变换了：“我要申请低保和医保，我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唉……”

　　他常常叹气，不时打断姐姐和旁人的谈话，“哪有，哪有的事……”他的声调很高，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眼神异样。他是一名间歇性精神病人。

　　他曾被哈佛大学录取。

　　姐姐很少提及这件事，她只是说，如果没有被录取，弟弟或许不会是这样。本报记者王欢 株洲报道

　　A 想成为华罗庚的“天才少年”

　　10月6日下午，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病房。朱小平躺在病床上，手指反复在床单上摩挲。

　　他还记得童年的梦想，尽管现在已经47岁。别人问起时，他笑着回答：“想当科学家，当华罗庚……”

　　“聪明、沉默、内向，想当华罗庚。”说起弟弟的童年，姐姐的脸上露出笑容。

　　朱小平出生于1964年农历九月二十八，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系，在娄底一个农科所工作。

　　他在家排行第三，上有哥哥朱少华、姐姐朱小波，下有妹妹朱娟华。其中，哥哥朱少华比他大11岁，姐姐朱小波比他大8岁。

　　朱小波说，小时候，弟弟的性格好像就和其他小孩不一样，他不喜欢玩，不喜欢说话，也没有伙伴和朋友，常常被别的小孩欺负。她还记得的一件事是：弟弟5岁那年，被一个平时总欺负他的男孩子又打了一个耳光，弟弟那次没有压抑住愤怒，几乎咆哮着说：“长大了，我要做法官，铲除你这个恶霸！”

　　在学习上，和其他所有的“天才少年”一样，朱小平成绩非常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他的计算能力很强，数学都不用老师教。”姐姐说。

　　1982年，18岁的朱小平考上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办了8桌酒席，请上亲朋好友，欢送儿子赴大学深造。

　　“爸爸曾因历史问题被打击过，儿子给他长了脸面。”朱小波说，父亲一直过得很苦闷，常常把生活的抱怨转嫁到子女身上，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而且性格固执，家人都很怕他。幼小的朱小平因为生性内向胆小，更是常常被父亲训哭。

　　本科四年后，朱小平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研究生。朱小波说，弟弟求学期间，没有谈恋爱，也没有什么朋友，总之，他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研究生毕业，朱小平被分配到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户口也随之转到单位。

　　“弟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心肠很好很好。”朱小波不止一次这样说。

　　她提到了一些往事：有一次，她生病了，情况一直未见好转，弟弟知道后，请假从西安赶了回来，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还说要辞掉工作照顾她——那时，他们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刷碗、洗衣，做起了家里的“保姆”；后来，父亲生病了，尽管弟弟从小就对父亲有抗拒心理，他还是请假回了家，悉心照料。

　　他并不多的工资，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侄儿侄女们的学习。每次返家，他都会给孩子们带学习用品，平时也会给钱。

　　老同事李浩（化名）也回忆，有次几个同事一起出去玩，路上遇到一个乞丐，朱小平施舍了3元钱，而他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元左右。

　　B 一张签证引发的人生转折

　　病房里，白炽灯发出“咝咝”的声音。朱小平翻了个身，坐了起来。

　　一分钟后，他拿起床头的剃须刀，剃起胡须来。他拿剃须刀的手一直抖，胡子也剃得乱七八糟，长短不一。

　　看见弟弟这个样子，朱小波又落泪了。

　　朱小波说，弟弟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曾有不少人要为他做媒，但都被拒绝。

　　工作后，朱小平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

　　李浩说，当时，朱小平的性格并不怪，只是相对沉默，吃了亏也不跟人争，有事也是放在心里。“在同事之间，他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几个人对他有很多印象。”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显得很纯净。”

　　李浩记得，有次单位组织去山上玩，后来朱小平不见了，大家找了很久，最后发现他在和和尚聊天。“他总是说自己没有信仰，常常不安心。”朱小波说。

　　工作不到一年，一次，一位同事跟朱小平说，他想去美国留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朱小平也开始准备出国。

　　他买来大堆复习资料，每天早上5点起床，中午不午休，晚上复习到深夜。

　　第一次考托福和GRE，朱小平分数够了，但是，因为想拿奖学金，他放弃了这次机会。第二年再考，他收到了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通知书，这次同样没有拿到奖学金，但他还是决定去读。

　　朱小平跟家人说，他不想再考了。“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大概他也对自己没信心了。”姐姐说。

　　出国手续很繁琐，他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辞掉了工作，专心办手续。忙碌了小半年时间后，各种手续基本办妥，只差签证需找人担保。

　　朱小平没料到，这竟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由于找不到担保人，他的留学梦最终破碎。他很伤心，与家人通电话，他只是一遍遍叹气，不开口说话。

　　“即使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他被压垮了，失魂落魄。”妹妹朱娟华记得，姐姐把电话递给她，她只听到哥哥的叹息声。

　　“他从来都是把事情放心里，憋死了也不跟我们说。不知道是他自我感觉太优越，还是太自卑，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朱小波说。

　　在这之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朱小平，只身一人去了深圳。

　　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他也不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朱小波去深圳看过他几次，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从前。

　　朱小平最后在一个小公司落脚。这期间，他开始出现幻听。

　　“总有一男一女在我耳边说话，说要害我，要往我身上泼水。”朱小平说，即使在安静的夜晚，他也能听到摩托车或者汽车碾过他耳边的声音。

　　后来，公司辞退了他。

　　之后，朱小平不再跟家里人联系。他靠朋友的接济度日，每天两个馒头，夜里露宿街头。

　　“他实际上是个很不喜欢麻烦别人，面子很浅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打电话给别人说他的困难。”朱小平的高中同学秦建云说。

　　朱小波不记得具体是哪年，弟弟突然给家里打电话，说他快到娄底火车站了。

　　朱小波和哥哥去接他。远远的，她看到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那正是朱小平。

　　他已经骨瘦如柴，苍老犹如50多岁。

　　姐姐怎么也接受不了，曾是天之骄子的弟弟，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她抱着弟弟大哭。

　　C 不断“逃离”的精神病患者

　　回到家，朱小平的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朱小波说，弟弟呆在房间里要跑出去，之后又惊慌地跑回来，嘴里不断说有人要害他，他“要逃离”。

　　2002年，哥哥把他送进了娄底的医院。

　　朱小平不愿意去，说自己没病，最后是几个人架着他，强行送上了车。这一年，父亲过世了，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此后，他又几次入院、出院。有段时间，他还去了妹妹所在的城市贵阳住院。

　　但绝大部分时间里，朱小平都跟姐姐生活在一起。他说，“姐姐就像妈妈一样。”

　　不过，他还是要“逃离他的生活”。他乘火车到处跑，没钱了就给家里打电话。

　　2003年“非典”期间，朱小平跑到了西安，朱小波去找他。当时，朱小波没有身份证，到处查得很严，弟弟又不说他在哪，最后在一个老乡的多方打听下，她才在一座天桥下，找到了弟弟。

　　2004年，朱小平被姐姐送到了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病科。

　　为了方便照顾弟弟，朱小波在株洲租了房子，与丈夫和女儿挤在不到50平方米的房间里。

　　2009年年初，朱小平出院了，去了一个寺庙，入了佛门。当天，秦建云接到了他的电话。

　　秦建云说，听得出，朱小平意识是清醒的，情绪也正常，“他说，我终于可以找个安宁的地方安顿自己了。他后来给我说的一番话，让我有些震撼，他说，20多年前病了一场，现在快50岁了，人生等于睡了一觉又醒来了。”

　　“他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的。”秦建云说。

　　但2011年8月，朱小平又犯病了，从寺庙回到了医院。

　　这次住院，他的抵触情绪更加厉害，他对姐姐说“我恨你，你这是害我”，又对医生大喊大叫，说医院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医生吴菲说，朱小平情绪不太稳定，在家里发生过冲动性的伤人行为，在医院的情况还算好的，只是会经常念叨“有人要害他”。

　　几个月以来，朱小波每天都陪在医院里。她中午回家做饭，把当天晚餐和次日的早、中餐都做好，用一个脸盆大小的饭盒装上，带到医院。

　　为了给弟弟补充营养，她经常省下一块两块公交车钱，给弟弟买水果和喜欢吃的香菇。

　　弟弟住院期间，输液的话每天需要三四百元，不输液也要一百多元，这对朱小波来说，是大数目。妹妹也会出一些钱，但杯水车薪。

　　为了给弟弟治病，朱小波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她自己没有工作，家里靠丈夫打小工维持生计。

　　眼下，她又有了新的忧愁：“我将来有一天不在了，他该怎么办？”

　　她想给弟弟申请株洲的低保，却因为户口迁不回来而难以落实。她曾去过几次西安，都无功而返。

　　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病房里，灯光昏暗。朱小平的活动范围，只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

　　一天里，他跟姐姐也说不上几句话。他不时在病床上躺下，又不时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唯一让朱小波觉得安宁的是，傍晚时候，弟弟会走到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夕阳发呆，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