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寇”：富公子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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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年前，香港中环，四名年轻人整肃衣冠，点香起誓，结为兄弟，并按年龄大小依次签名，誓言反清。晚清南方赫赫有名的“四大寇”由此出。
“四大寇”，是指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四人。在二十岁左右年龄时，他们常在香港中环歌赋街的杨鹤龄祖产———“杨耀记”商店会面，纵论时局，大谈反清逐满及太平天国遗事，慷慨激昂。其所言无忌，闻者大惊，称孙、陈、尢、杨四人为“四大寇”。
与中国历史上的走投无路落草为寇不同，在这“四大寇”中，陈、尢、杨三人出身富家，孙中山虽家境贫寒，但其兄为海外巨富。当激昂少年变身反清骁将，当富家公子成为最早的革命党人，晚清革命的历史书卷掀开惊艳一页。
友情激荡的岁月
飘萧短发秋来柳，叱咤群雄纸上兵。诸子得时皆阀阅，万方无罪任牺牲。
1886年秋，此前在香港求学数年的孙中山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他和同学郑士良相熟，并成为至交。一日，孙中山和郑士良上街买水果，付账时发现忘了带钱。两人和小贩商量能不能先赊账。小贩不肯，双方争吵。此时，孙中山的校友尢裕堂和一名年轻人刚好路过，上前代付了水果钱，大家一同返回学校。
与尢裕堂同行的这名年轻人是他亲戚：尢列，当时其正在广州算学馆读书。
顺德人尢列年长孙中山一岁，字少纨，号小园。他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博闻强记，所读的书到中年还能背诵半数。他17岁随家人东渡，至日本长崎、折回北平，遍抵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在上海，他加入“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洪门会。游历天下后，尢列又返广东，入读广州算学馆。
这是尢列和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当天晚上，几个人聚在一起，孙中山畅谈反清救国志向，和尢列一见如故。从此，他们往来渐密，并结为知己。
历史充满神奇的际遇。在广州，孙中山还重逢自幼相识的翠亨村老乡杨鹤龄。此时的杨鹤龄是尢列的同学。
翠亨杨姓是一个大家族，有人做官，有人经商，并拥有村中大部分土地。比孙中山小两岁的杨鹤龄，出身富裕，自小随其父在港澳读书，他于1882年入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孙中山和杨鹤龄这对翠亨少年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后来，杨鹤龄之子杨国铿回忆：“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契，彼此间的友谊远远地超过童年时代的感情。”
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一年后，孙中山于1887年升入香港西医书院。重回香港读书，这里氛围更自由，孙中山一再向他的同时代人吐露他的反清主张。不久，他结识了陈少白。这个年轻人，将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副手。
陈少白比孙中山小3岁，本名闻韶，字夔石，广东新会人，他是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第一期学生。他早年丧母，自小跟着四叔研读传统经史，才学样貌在乡里非常出众，有记载说，少白“身长玉立，丰姿俊美，禀性聪颖，才思敏捷，诗文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富二代花样美男。
1888年，陈少白报名进入广州格致书院，不久入基督教，并在教会牧师区凤犀介绍下与孙中山在香港首次见面。两人逛到一个公园，择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坐下谈时局，谈革命，十分投机。不久，陈少白转学到了香港，更是时常到孙中山的宿舍内谈天。随后，孙中山还介绍陈少白转入到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两人成为同学，“朝夕议论时政”。
而此时，尢列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先在广州沙田局充任一员文算总目，其后也移居到香港，在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政务总署前身）充当书记（俗称“师爷”）。杨鹤龄因其父在香港有产业，也常来香港。
至此，孙、陈、尢、杨四人，聚集到了香港。
革命言论的时代
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
四位年轻人的革命激情犹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课余假日，彼此互访，各抒怀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天天谈论革命。
杨鹤龄之子杨国铿回忆，没来香港前，其父与尢烈每旬必从广州赴港一次与孙中山秘密会商大计。为了方便结纳同志，秘密集会，杨鹤龄把其父开设的店铺（香港中环歌赋街八号）“杨耀记”独辟一处，为友朋聚谈歇息之所。当时孙中山在香港、澳门鼓吹革命，常往来于“杨耀记”，藉以为进行革命活动联络点。
作为早期革命党联络点的“杨耀记”，在晚清的黄昏里散发出点点革命星火。这期间，革命志士陆皓东、郑士良等来往广州、上海经过香港时，也常常在“杨耀记”暂住，经常和孙、陈、尢、杨四人聚会，大谈反清言论。因此“杨耀记”后来被称为“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
孙中山在自传《孙文学说》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中，对这一时期的活动有明确记述：“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尢、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因革命志趣而走到一起，四位年轻人结拜为兄弟。这期间，流传后世有一张“四大寇”的著名图片。四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合影留念，孙中山端坐居中，面色沉静，气度不凡，旁边的杨鹤龄则略有些许稚气。
很多年后，尢列在71岁生日时回忆：
“四大寇照片系于距今四十八年前即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又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十日摄于本港杨鹤龄之私寓。当时孙中山先生、陈少白、杨鹤龄暨兄弟一共四人，正从事于革命工作，特合摄此照片，以示坚决，后立者为关心焉（关景良）先生，对于革命事业之进行亦多所襄助。”
在“四大寇”中，除孙中山家世平常外，三人均属世代经商的富二代甚至是富三、四代。据尢列的曾孙媳妇尢曾家丽回忆，她听其公公讲过，尢列当时吃穿住用都非常讲究，清晨的漱口水都是由鲜莲子熬成汤凉到温度合适后使用。
尢列出身书香世家，陈少白出身新派乡绅，杨鹤龄的家族产业颇丰，孙中山则依靠其大哥孙眉的供给。孙眉早年赴檀香山，几番拼搏，渐成巨富，在檀香山茂宜岛购置有大片土地房产，被称为“茂宜王”。
正是无忧衣食，使四个年轻人能够经常得闲谈论时事，并且有活动经费秘密结社。而除了“四大寇”，事实上，在当时孙中山周边，还有郑士良、陆皓东等青年革命志士。这些年轻人，大多家境殷实，并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各自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书写了自己的华丽篇章。
别有怀抱的行藏
壶樽几度共登临，送抱推襟谊特深。世事滔滔君莫问，好从山水领清音。
“四大寇”翩翩少年，性格却各不相同，行藏举止取舍之间别有怀抱，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径庭。如果说陈少白是一针见血的侠义少年，在危难之际对孙不离不弃，那么尢列更像是一个长袖擅舞的儒商兼医生，在复杂的政局中生活得游刃有余，杨鹤龄则一直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的重要资助者。
“四大寇”之中，除孙外，有着演讲天分和交际手腕的当属尢列。相比陈少白对孙中山的崇拜跟随来说，尢列自创中和堂，与兴中会并立，对孙并非言听计从，因此与孙的关系也非常微妙。
1895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时，孙中山任总指挥，尢列任副指挥。失败后，他由港往日本，翌年潜返香港，设中和堂总部于九龙半岛之西贡。尢列凭着他的演讲天才和宣传技巧，吸引了大批工人阶级的爱国分子，达成组党的志愿。中和堂原叫忠和堂，后将“忠”字改为“中‘’字，到民国以后改组为中和党。初期除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外，还在它的议事厅中，挂上一幅关羽神像，而以一个”忠“字为标帜，隐然有忠义厅的意思。
中和堂与兴中会虽无正式联系，但都是革命运动的有力支流之一。中和堂最初在日本横滨设立分会，吸收了部分出类拔萃的留日学生，包括后期出任云南讲武学堂监督并发动护国运动的蔡锷将军，以及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女士，当时都是中和堂会员。中和堂后来并入同盟会。
希望寻求强国之真理的志趣相同，但孙尢两人间从事革命活动的行止和诉求途径有所差异，某种程度上可说对革命事业形成合力是障碍。
同样，尢与陈少白失和。在不同史料中都有记载，陈少白在不同场合曾讥讽尢列在革命关键时刻出国逍遥去了。即便多年后已然白发苍苍，仍喜打嘴仗。当陈少白骂尢列“只会治花柳病”时，尢甚至愤然回港。
尢列的行为的确容易让人误解，在南洋他开医馆精通治疗花柳病，闲暇时出入烟馆赌场，看上去完全是富家公子哥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他对于为什么来南洋却从未在公开场合说明过。目前尢家后人居住在香港，其向南都独家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的尢列已经深刻感受到革命会使家人受到牵连，因此才出国。
文献有记载，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是从广州逃至顺德，经新会、澳门才抵香港前往日本避难。尢列顺德家乡仍流传这么一段故事：清军要入屋搜捕孙尢等人，但由于有朝廷命官的千金嫁入尢家，为拖延时间，要清军回去拿搜查令才准入屋，这才让孙尢等逃出生天。但事后家里高官却赔上性命，以平息清廷之怒，几经周旋才免抄家之祸。
当年尢列才二十多岁便与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搞革命，自然不会考虑太多后果。不过，他亦不能再让家里人面临灭族的危险，故乙未一役之后他便与家乡绝缘。
提起尢列在南洋的活动，尢曾家丽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尢列在南洋除了行医，更出入烟馆向工人宣扬革命，还创办了南洋第一份革命报纸《图南日报》。华侨早期捐款更多来自劳苦大众，这与尢列的工作有关。若翻查黄花岗一役记录，便有记载七十二烈士中，二十九人为南洋华侨，筹得的军饷亦以南洋占多数。
对于陈少白斥责尢列是政治墙头草、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一事，尢家有不同叙述，“1914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渐露，尢列又再筹组中和救世军准备讨伐袁氏。1915年十二月袁世凯下令称帝，改元‘洪宪’。革命事业又再重燃……袁世凯终被迫下台，‘中华民国’国号得以恢复。尢列至此才放下心头大石，退出政坛，以后几年在日本神户著书立说，在海外继续留意国内局势的发展。”
豪情受挫的变迁
英雄漂泊红颜老，同抱余倩萎秋草，赠尔琵琶作伴游，一拨十年长潦倒。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是“四大寇”活动的一道分水岭。
孙中山、陈少白被迫逃亡海外，然均以力谋再接再厉，继续革命。尢列也走避西贡各地，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杨鹤龄则潜伏港澳，混入烟馆商场之中，秘密活动，宣传革命，在港澳做了大量调查、搜集情报的工作，并与各方取得紧密联系。
陈少白擅长策划行动。1895年，他密谋在广州图谋举事，因事机不密，泄露风声，40余名革命党人牺牲。陈少白侥幸逃出，躲在广州河南（珠江南畔）的海幢寺。血气方刚的陈少白压制不住心头怒火，11月初的一个深夜，他化妆成行僧的模样，混入广东省城清乡局委员朱甤生家中，刺杀了这名因平革命党事有功而得擢升的官员。
随后，陈少白流亡日本。一次在与朋友宫崎寅喝酒作诗时，他写道，“英雄漂泊红颜老，同抱余倩萎秋草，赠尔琵琶作伴游，一拨十年长潦倒”。从23岁认识孙中山，以流寇为傲，然而30岁他真正成为朝廷流寇时，却有那么一点黯然神伤。这种情绪，或许也源于同年他去台湾筹募活动经费的遭遇，奔波数月仅募得革命经费三千元。
随后，受孙中山委托，陈少白回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与保皇会刊论战。在此期间，陈少白还加入广东三合会，任“白扇”，即军师。后来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首领）。
擅长策动起义的陈少白1900年协助孙策动惠州起义，陈担任前敌总指挥。失败后，陈少白又以他的影响，取得港英当局的同意，让起义军战士不带武器进入香港避难。一直到广东军政府邀请他做外交大员后，他都在紧紧跟随孙中山的步伐。但局势的变化（陈炯明叛变）和家庭变故（33岁时其父亲病故），促使他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实业兴国。
也许后人很难理解这种巨大的转变，但据其家人的叙述，从那以后陈家的生活有了好转，一家人生计全依赖于这个长子。革命历练过的陈少白绝非普通商人，他拥有政治家的眼光，在乱世中生意顺风顺水（买卖船只），为此后回乡办学修路提供了经济基础。
杨鹤龄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他父亲留下的大批家族产业最终已经变卖殆尽，悉数用作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辛亥革命以后，杨鹤龄家住澳门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这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住所，生活颇为艰难。孙中山常常寄钱接济。
1921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每月馈赠五百元作为养老金；又把越秀山南麓文澜阁修葺一新，延请杨鹤龄、陈少白、尢列三位“四大寇”时期的革命元老居住。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9年后，陈少白在北平病逝。同年，杨鹤龄在澳门逝世，其晚年常模仿孙中山笔迹，书写“天下为公”、“博爱”等赠人，并将居所命名为“杨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称。
“四大寇”中，尢列最长寿，1921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后脱离政界，南返香港，居香港设皇觉书院讲学，以教授蒙童为生。尢列1936年9月扶病入南京，祭拜中山陵。他自撰文边诵边哭：“……鹤龄少白，相继摧折。抚兹一身，形单影孑……”不久尢列病逝于南京。至此，“四大寇”彻底走入了历史。
■大事纪略
●1888年到1890年，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结拜为兄弟，常在香港中环歌赋街的杨鹤龄祖产———“杨耀记”商店会面，纵论时局，大谈反清逐满及太平天国遗事，时人称为“四大寇”。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陈少白被迫逃亡海外，然均以力谋再接再厉，继续革命。尢少纨也走避西贡各地，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杨鹤龄则潜伏港澳，混入烟馆商场之中，秘密活动，宣传革命。
●1921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每月馈赠五百元作为养老金；又把越秀山南麓文澜阁修葺一新，延请杨鹤龄、陈少白、尢列三位“四大寇”时期的革命元老居住。
史料来源
《中山文史》中山市政协
《江门文史资料》江门市政协
《孙中山与香港》葛培林
《细说孙中山》李君如主编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美]史扶邻
《报王黄世仲》申友良编著
《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
《顺德尢列简史》郭耀昌
《陈少白年谱》陈占勤
《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
《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颜清湟
《新加坡风土记》李镜钰
《陈少白幽默尢列》温大雅
《陈少白之词章》冯自由
■专家论点
“四大寇”奠定兴中会基础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以“四大寇”为代表的早期活动属于“革命言论时代”（孙中山语）。如果没有受过西式教育，他们就会变成会党。
这几个年轻人，都受过比较系统的西式教育。这在当时中国来说非常少见。教育经历在革命青年早期革命思想萌发这块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基本上没有儒家思想的包袱。
除了教育因素影响，还跟个人的工作生活经历有关。比如医学院毕业的孙中山从事西医工作，杨鹤龄跟随家人在香港和澳门做生意：他们所接受的西式教育，所从事的职业，都能够使他们的思路和视野更开阔。
值得指出的是，以“四大寇”为代表的早期革命青年，基本都信仰基督教新教。这种宗教，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符号，吸引不少革命青年受洗。不过从现在看来，孙中山和他早期的亲密伙伴们，对基督教的仪式，如做礼拜等并不是特别严格地遵守。他们的著作，也并没有把基督教的思想放入。
可以看出，在几个年轻人眼里，基督教只是作为西方的先进东西来学，来信仰。教会对于“四大寇”的革命思想形成并没有起到直接作用。
在家庭背景上，“四大寇”各自的家庭小康，并不存在生存危机，绝不像下层百姓，也不像大官，基本属于中间阶层，但对一般老百姓的疾苦他们能感受到，古今中外干革命的都是这种人。如果完全是穷得吃不上饭，也很难变成革命领袖的。
而他们还有个共同特点，即都不是士大夫家庭出身，没有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缚，同时，又接受了新的思想。因此，这些年轻人对西方都比较了解，对满清王朝的腐朽没落有深刻的批判。用孙中山后来的话来说，“四大寇”对于革命，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可谓先知先觉。
当然，他们的想法当时也仅仅是一些模糊的革命思想，我相信，当时他们肯定也没讨论过建立民国等的细致纲领。但不要小看革命言论，有言论，才会形成思想，才会付诸行动。
事实也证明，“四大寇”交往活动为后来的兴中会成立奠定了基础，以“四大寇”为代表的几个年轻人都成为“兴中会”的骨干力量。
南都记者 周昌和 采访整理
策划：李文凯 陈文定
刘岸然 普德法 亚牛
统筹：谢江涛 付可
主笔：南都记者 周昌和
采写：南都记者 任笑一 周昌和
摄影：南都记者 陈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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