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冯小刚的新作《温故1942》即将正式开机，这也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部据说改了十多年的剧本，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呢？记者与冯小刚、刘震云进行了一番深度对话——编者按撰文/陈弋弋

　　改了18年的剧本：

　　里面有产生“小悦悦”悲剧的民族性

　　记者： 什么时候开机？

　　冯小刚：这个月底，然后拍五个月。

　　记者：都在哪些地方拍？

　　冯小刚：重庆、山西、东北，天气是够冷的。

　　记者：《温故1942》这个剧本是1993年王朔推荐给你看，然后你兴起念头要拍成电影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有18年了，你手上有过很多剧本，有些说放一下也就放下了。这个故事到底为什么让你如此放不下？

　　冯小刚：对，每一次放下之后，都发现还是放不下。1995年我第一次放下这个剧本，如果搁现在，往往大部分导演都会觉得这事就算了。那时候刘震云安慰我的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又有从容的时间再写一稿了”。现在电影圈里太多剧本是聪明人写的。经常有些编剧就会跟你说：“要我写剧本，行，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不改。”编剧们这样说其实可以理解，是怕被导演反复的蹂躏和折磨。但是《温故1942》是两个笨人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拿出大量的时间去采访，重走灾民走过的路，故事涉及的所有地点。其次，刘震云愿意不断地写。一个剧本，一稿写完了，放它三月、半年，回头看，一定发现很多问题。这个剧本放了十几年，中间我们不断地回头看，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发现认识的误区，不断地修改。直到昨天，刘震云还在想，会不会有硬伤？我跟他说，这电影拍完了一定会有硬伤，因为总是有你认识不到的盲区。你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最可贵的就是——有营养。所谓的营养，是指一部电影，具备认识论的价值，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飞跃，而不仅仅是娱乐的价值。

　　记者：怎么样的飞跃？

　　冯小刚：我看了《温故1942》的小说后，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我的世界观，包括我对自己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记者：说的好像是人生的终极问题。

　　冯小刚：我特别爱问自己，我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在我的生活中，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温故1942》给了我回答。我相信它能够帮很多人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对很多事情产生很大的困惑——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最近微博上传的那个两岁小女孩悦悦在马路上被车子碾轧两次的视频，让很多人讨论这是不是一种冷漠，是令人发指的暴行。很多人都觉得不理解，怎么有人能视若无睹地走过去呢？更多的人是愤怒，在问：现在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呢，只不过是因为过去通讯不发达，传递不了。事实上，这种冷漠在我们的民族性里，是源远流长的。

　　记者：《温故》能回答民族性的困惑？

　　冯小刚：能够回答大家的这种困惑。1993年，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发现它对我们的民族的描绘非常冷静，也非常真实。当然这话扯得远了点，我不是那么有责任感的人，我其实就是想拍一部打动我的电影。但是如果我稍微扯淡点，装个孙子，那我嚷嚷一句——这个民族要往前走，首先必须认得清自己！得有面镜子往前面一照，知道：哦，这就是我。人只有认清自己的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会困惑，才可能学会调整。

　　记者：刘震云老师，我之前看到有些访问说，每次这个计划被搁浅的时候，你都会雀跃着说：太好了，我又有时间把剧本拿回去改了！我想知道，你对这个故事的感情在哪儿？

　　刘震云：（笑）这句话有些夸张，我不至于欢呼雀跃。说到感情，一方面我的感情发生在故事里人物的身上：我们采访的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她给我们唱她想象中的天堂是什么样“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可见饿过的人对饥饿的理解，对天堂的理解：就是再不用种粮食，喝口凉水就不饿了的世界就是天堂。另一方面，是在弄这个剧本的过程中，我得到的那些东西。

　　记者：其实，说到“民族”这么大的词，包括每一个人。

　　冯小刚：对，我说“我们民族的毛病”的时候并没有把我摘在外面，这个必须要澄清。我肯定这些毛病，在我身上也是有的。除了遗忘和逃避，还有一个事儿——他居然觉得不重要。还反问我们“没事你倒腾这些破事儿干吗啊？”别人这样觉得也情有可原，问题是亲历者自己也觉得不重要。

　　刘震云：欺骗别人也就罢了，但人不能欺骗自己。

　　记者：所以说，“温故”可以“知新”。

　　刘震云：知自己，知身边。一个好的作品，它发生关系的对象应该是生活，而不是社会层面。社会层面总是很变化的。从春秋战国到现在，社会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生活的常态却没变。人一茬一茬，变化特别快，但有一个东西变化非常缓慢，是人性，进化得特别慢。

　　记者：剧本从第一稿改到第十几稿，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十几稿剧本的取舍：两条主线人物从未见面

　　刘震云：《温故1942》是从小说来的，小说非常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因为它是调查体，里面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这个小说别的导演看来都是不可拍的。我们开过讨论会，大家说，“这个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灾民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是不见面的。还有日本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灾民更见不着。两组主要人物没有交叉的，怎么会产生戏剧的张力和效果呢？这在戏剧里不成立。”说完大家都走了。我问小刚，还做不做？他把三字删掉了两个，剩一个字“做！”怎么做，照讨论会的方法是没法做的。我们两个笨人，最后想出的办法是：俩字“上路”。没有人物我们能不能上路找人物？没有交叉我们能不能找出交叉？所以我们去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开罗。

　　普天下大概没有导演是和编剧这样弄剧本的。用这么笨的方法，在走的过程中，我们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温故1942》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几个互不相关的人来共了一场事儿。丘吉尔、罗斯福、冈村宁次、蒋介石和中国河南的灾民，他们共同变成了一锅杂拌粥。一个决定让天上掉下一个炸弹，这个炸弹让3000万河南人中1000万人去逃荒，然后300万人饿死了——这就是这部戏的力量，力量就是，不见面却定了生死！所有人觉得主线不见面是不成立的，我们却觉得是成立的。

　　记者：所以你们剧本，没有为了矛盾和冲突，硬绉出一个事件让两条主线见面？

　　刘震云：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无非过去没有认识到。我觉得笨办法和聪明办法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自己慢慢明白的，后者是想出来。

　　记者：这个戏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受灾的民众，是底层小人物，您塑造过很多类似的。另一条是蒋介石，您的作品里面比较少这种政治人物。我想知道，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会怎么处理？和我们以前看到的电影，念书的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蒋介石的塑造：

　　他也是体现民族性的一份子

　　冯小刚：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主角既不是灾民，也不是日理万机的蒋委员长。主角是民族。所以，蒋介石和灾民，他们会共同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让人看到我们的民族是什么样。所以我不能简单的回答你，蒋介石和过去塑造的那些有什么不同，但是他肯定要为这个主角服务。

　　记者：就是他体现的是民族性的一个方面？

　　冯小刚：对，他是民族的一份子。

　　刘震云：蒋介石是一个大的关系环节中的一个环节。河南饿死的三百万人，对于委员长来讲是灾民，但是委员长在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的面前，在开罗会议上，他是灾民。当时的大背景是，仗已经打了很久，中国没有外援，蒋介石关心战事，关心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当时很多记者，把河南的灾情写成了报道，蒋介石肯定也看到了这些报道，包括地方的官员对灾情的报告。他的反应是：有灾情，但是没那么严重，是媒体和地方官员在夸大灾情。但蒋介石真的这么想吗？我觉得他没那么笨。他当然知道这儿每天在死人。但他为什么选择不知道呢？因为他的国力有限，他已经没有能力去赈灾了。

　　如果他同意河南灾情这么严重，也不赈灾，他就没法统治这个国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地方政府夸大灾情，虚报了。显而易见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其实是他作为亚洲战区的总司令，要拖住日军，要按照罗斯福、丘吉尔的部署，打通公路，他认为，自己要做很多比阻止河南灾民饿死更大更重要的事。他犯了认识上的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犯得特别大。正是这些不重要的灾民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国民党失败了。1949年，他跑到台湾去了。就是说，当他做出了一个抛弃人民的决定时，人民也做出了一个抛弃他的决定。

　　记者：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今年中国的银幕数在增加，电影的各方面似乎都让人看到利好的东西，但实际上今年国产片的票房成绩并不像大家预期的那样，甚至是下滑的。这个是不是因为电影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是超速的，就跟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一样？实际上为国产片敲响了警钟。您作为一个在票房上有发言权的导演，不知道怎么看？

　　冯小刚：整体上来看是好的，起码银幕多了总比好片子没有地方放好。但是很多做电影的人，还是有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认为只要有明星，忽悠得到位，宣传费肯花，票房就应该好。他甚至误会观众的喜好，就像蒋委员长误会人民一样。所以好多投资人在影片没有上映之前就会说，票房一定三亿。我特别不想给他泼冷水。

　　他问我：“你觉得呢？”我其实心里说不可能，但还是得说：希望好，希望好！但是他肯定是觉得，没问题！一旦事实出来了，票房出来了，他会特别愤怒，到处找原因。但是其实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他的判断错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