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进入血腥第二波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学者

　　这场中东剧变的重心已经悄悄转移，从北非阿拉伯国家转向西亚阿拉伯国家，从突尼斯、埃及和巴林等亲美阿拉伯国家转向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反美阿拉伯国家，其手段已经从政权和平更迭转向暴力冲突，从内生型社会变革转向外部强加型革命。

　　2011年，一场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剧变不仅影响了阿拉伯世界、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中东四大力量中心，而且成为影响美、欧、俄、中、印度和巴西等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昨日卡扎菲之死，预示着利比亚局势基本告一段落。经过近10个月的发酵，这场中东剧变的重心已经悄悄转移，从北非阿拉伯国家转向西亚阿拉伯国家，从突尼斯、埃及和巴林等亲美阿拉伯国家转向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反美阿拉伯国家，其手段已经从政权和平更迭转向暴力冲突，从内生型社会变革转向外部强加型革命。如果说埃及、突尼斯和约旦的政权更迭是中东剧变的“第一波”，具有和平性、可预期性、短期性和内生性，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局势发展则是中东剧变的“第二波”，具有破坏性、不可预期性、长期性和外生性。

　　卡扎菲死后，叙利亚可能成为西方图谋以压促变的下一个目标。2011年3月开始，叙利亚国内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7-8月抗议示威游行席卷全国。面对危机，巴沙尔·阿萨德政府采取软硬两手政策。一方面，政府同反对派举行正面对话，同意建立更加包容的政府，允许组建政党（前提是不能基于民族、教派和种族之上）；恢复12万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国籍；废除《紧急状态法》，给予民众更多的网络自由；欢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参与政府和议会。另一方面，巴沙尔对霍姆斯、哈马等十余处反政府势力较集中的地区采取反扑和打压。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统计，至今已有2600人死于暴力冲突。巴沙尔政府的两手政策具有策略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叙利亚国内紧张局势，但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尚未解决，未来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8月在土耳其再次成立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对巴沙尔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改革未动摇宪法规定的复兴党“一党专政地位”，未提出总统下台和举行全国大选的时间表。与“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不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尚无独立武装力量，至今没有“变节”的叙利亚政府官员加入其中；它强调不会寻求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主张通过民族和解的非暴力方式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建立民主、开放、多元的政府。不过，随着利比亚局势告一段落，叙利亚局势可能将更加扑朔迷离。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民族和解举步维艰，暴力冲突升级，给西方大国干预中东局势提供了重要借口。

　　总体看，中东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陷入分裂，折射了背后的四组矛盾。

　　第一组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在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由不同的部落和政治势力组成，其能否在利比亚新政府重组方面弥合分歧，达成共识，目前仍难以预料。在叙利亚，执政的少数派——阿拉维派同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以及北方库尔德人存在矛盾，如果叙利亚重蹈利比亚的覆辙，原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叙利亚很可能会陷入类似于2003年之后的伊拉克乱局，形成逊尼派、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局面。

　　第二组是中东地区大国的矛盾。中东剧变后，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三个阿拉伯国家都试图影响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形势走向；沙特、埃及等阿拉伯传统大国也希望重新成为22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在中东地区领导权之争中，沙特、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四大国最抢眼，代表了中东地区四大力量——阿拉伯、波斯、犹太和土耳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叙利亚长期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唯一的盟友，内贾德上台后形成了伊朗-伊拉克什叶派-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所谓“什叶派新月地带”，矛头直指以色列，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和2008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都彰显了以色列与伊朗矛盾的激化。对于发生在北非和海湾地区的剧变，以色列总体保持“超脱”态度，而对于叙利亚发生暴乱，以色列则谨慎欢迎，因为巴沙尔政府一旦垮台，黎巴嫩真主党也将丧失重要支持者，伊朗向地中海东岸地区扩张的“触角”也会受损。叙利亚爆发大规模抗议后，以色列和伊朗在叙利亚的博弈愈演愈烈。

　　第三组是美、俄、欧在中东的矛盾。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拥有确保能源供应、反恐、维护以色列安全和促进民主四大利益，长期视中东为全球三大战略地区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和亚太；俄罗斯和欧盟均视中东为近邻，认为它是自己重要的利益地区和“后院”。中东乱局实际上为俄罗斯与西方展开政治博弈、扩大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俄罗斯政府加大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斡旋力度，就是希望今后能够主导地区局势。

　　第四组是西方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就中东局势而言，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共识，即必须停止人道主义灾难，各国应推动改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府。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选择上，西方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分歧。美、英等西方国家认为，中东“独裁”者是人道主义灾难的罪魁祸首，必须下台，应在各国反对派参与下实现中东民主化，产生民选政府，否则国际社会有权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推动政权更迭。中、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认为，以制裁手段解决暴力冲突无异于“火上浇油”，难以取得成功；国际社会应谴责发生在中东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而不仅仅谴责政府；如果中东国家以民族和解方式实现政治转型的机会尚未丧失，采取制裁乃至军事干预措施只能制造更多的流血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且安理会一旦通过制裁决议，西方以此为借口，实施类似于在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不是没有可能，届时真正的受害者肯定是中东平民。国际社会的分歧体现了西方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理念的差异。

　　由于当前美欧深陷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各国纷纷削减军费开支，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视为首要任务，加上北约干预利比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短期内美欧军事干预其他中东国家局势的可能性不大，而是会将政治策反、外交孤立、经济制裁、以压促变、等待时机作为对中东反西方政府的首要政策。

　　未来的中东局势何去何从？其关键在于中东爆发剧变的政府能否兑现承诺，打破不同教派、政党和民族之间的界限，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政府。2011年中东剧变与100年前中国的辛亥革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和当年中国一样，将推翻家族统治、废除威权政治视为共同目标，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推翻旧政权以后，应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对此社会各界、各种力量看法不一。在中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算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目前部分阿拉伯国家也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其过程将是相当漫长的，中东剧变的国家反对派也是如此，他们有共同任务，但没有明确目标。

　　因此，经历和平期的“第一波”之后，中东剧变进入更加血腥的“第二波”，中东局势也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它不仅关系到中东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态、中东格局和大国关系走向，而且关系到是否还有下一个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延续着“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