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郑州10月21日电(记者 李朝栋 通讯员 陈琪瑛)1958年，陈正华从部队转业，那时候河南正好到到北京挑选转业干部，他就被选上了。转业河南，又成了他人生征程的又一次转折。老人回忆起当时转业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1958年的上半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决定一部分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

　　驻京公安部队对转业干部非常重视，做出明确的指示，规定一部分排、连干部转业到北大荒农场去；另一部分营、团干部转业到河南工作；如有特殊情况者，可适当的调整。其时，他在北京公安二师政治部任干部科长(少校、副团级)。当部队决定他转业时，心里很不平静，不愿离开部队，更不愿离开北京。但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是要服从组织的。不管怎样，军队干部迟早是要转业的，迟转早转都一样。

　　在转业干部集训期间，河南省委组织部派人到北京挑选转业干部，征求他的意见，要他到河南省财政厅人事处任副处长。当时他感到，军队决定营、团干部转业到河南工作，而不到北大荒农场去，实际上是对营、团干部的照顾；河南虽然比较贫困，但地处中原，交通比较方便，物产较为丰富，对自己今后所工作的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都比较合适。想到这些，他愉快地接受了决定，转业到河南来。

　　从此，他结束了二十年来的戎马生涯，开始了做地方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转折点。

　　转业到河南工作的军队干部，大约有30多人。他们都是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营、团干部，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和军队的工作经验；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一般身体健康。这些军队转业干部，由于长期驻守在首都北京，肩负保卫中央领导和国家重要部门的任务，对北京公安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

　　据他所知，这次来河南的转业干部，多数不愿意离开北京公安部队。然而，由于军队干部组织纪律性较强，觉悟程度较高，虽然不愿转业，但也不讲价钱，服从组织分配，转业到河南工作。

　　1958年3月，他从北京举家来河南郑州，按时到省财政厅人事处上任。刚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心态正，情绪高，劲头足，以身作则，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在工作中多听、多看、多学，从中学习地方工作，学习人事工作。他在部队虽然做过干部工作，转业来河南做人事工作后，才发现虽然同样是做人事工作，但在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方法方面，却不完全相同。地方的人事工作，比起部队的干部工作，其范围广泛的多。

　　经过短期的工作后，他逐渐地熟悉了地方部门的人事工作，掌握了全面工作业务。

　　他在省财政厅工作时间不久，“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高产卫星”的风潮就到了。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号召下，他曾参加省直机关干部上山找矿炼钢铁，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当时找到的矿，不少干部辨别不清其质量，只盲目地认为是优质矿。据说，经过土法炼钢铁后，才知道矿的质量极差，浪费大，造成了经济的损失。在大跃进期间，他以组长身份，带领四位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农村生产劳动，并开荒一亩地种红薯“丰产田”。我们在这亩红薯地里深耕细作，选种良秧，下了十几车肥，想把这亩红薯地做为“丰产田”。他们回机关后，便把这亩地交由村民种。后来听说这亩红薯同当地红薯一样，也不丰产。

　　在大办钢铁的同时，农业上也提出了高指标，要求粮食产量过高。有一个时期，在河南到处争相大放“高产卫星”，虚报成绩。有人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他们在某县大放“高产卫星”，扬言小麦亩产7000斤。当时，他对小麦亩产7000斤的说法，持有不相信的态度，曾说：“小麦亩产7000斤，现在我不相信，将来我也不相信”。由于他对小麦产量的看法有异议，在开展反右倾运动中，被说为右倾，戴上右倾帽子，在干部会议上批判。然而，在批判会上，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认为小麦亩产7000斤根本达不到，这是虚报成绩，不实的做法。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实践中证实了浮夸风和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才给他在会上宣布平反。当时小麦亩产7000斤的事，不少人认为是不实之说，虚报成绩的做法。但在当时反右的浪潮中，却不敢坚持原则，明哲保身。(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