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种在俄罗斯土地的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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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收后，黑龙江农垦系统“农场主”年收入30万的新闻引发关注。事实上，中国农场主不仅存在于“北大荒”，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广袤的黑土上，也闪现着他们的身影。
从本世纪初开始，从边贸口岸东宁县出发，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就在俄罗斯开发着新的生意——租种土地。俄罗斯是目前中国人赴海外农业开发的最大目标国。
通常，小型家庭农户以蔬菜大棚为主，中国企业则动用机械化力量种粮。种植物几乎都在俄罗斯当地销售。
不过，赴俄农业开发也存在风险，并遭遇“瓶颈”，尤其是国内招工难问题突出，而签证限制、国际竞争等，也让赴俄种地的前景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累了半年多，终于到家了。
11月7日上午，阳光懒懒照在曹秀芝家院坝里的枯玉米叶上。
这里是牡丹江市东宁县，曹秀芝所在的村子叫太阳升，位于大肚川镇。由此往东几公里，就是中俄边境。
今年3月份，顶着初春凛冽的风，曹秀芝跟着丈夫徐化生到百公里外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十月区的一个农场打工。
这是曹秀芝第一次出国。
到处是黑土地、农场、大棚，“和黑龙江的风景没啥太大区别，就是地特别大”。到农场安顿下后，曹秀芝的异乡孤独感迅速被周围中国人的面孔冲淡了，“附近的各个农场里，种地的中国人差不多该有上千”。
徐化生则像候鸟一般，连续六七年，每年的3月至11月在俄罗斯种地，其余时间返回太阳升村的家中。
东宁县是通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三个中国陆路口岸之一。
来自东宁县官方的数据显示，仅东宁人就在俄罗斯协议承租土地约320万亩，其中约240万亩已开发。因种地赴俄的中国籍农民为数众多，不过尚无相应统计数据。
走向俄罗斯的村庄
太阳升村是出国务农最集中的，其中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个体约五六十户
曹秀芝耕作的农场土地，是由同村的赵彦斌承租的，面积几十公顷，大棚里种了胡萝卜、大头菜、黄瓜等蔬菜作物。
徐化生到俄罗斯几年了，不会几句俄语，他只在地头忙活。农忙时期，偶尔会向开农用机械的俄罗斯雇工打个招呼，算仅有的“外交”。
租地、雇人、维持等必须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事，都由雇主赵彦斌打理。
赵彦斌是由其兄弟赵彦明从太阳升村带出来的。如今，赵彦明是太阳升村最大的在俄土地承包户之一。
52岁的太阳升村村民蒋年春介绍，太阳升村总共1000亩地，由420户农户分配，人均只有两三亩地。
11月7日，进入农闲期的村民们，聚在一起边晒太阳，边发着牢骚抱怨人多地少。在粮食价格较高的今天，这意味着劳动力过剩，收入受限。
赴俄务农的发端是另一番光景。蒋年春回忆，2000年左右，全国粮价低迷，大米价格不及现在的一半，种地不挣钱甚至赔钱，一些村民的心思飘到了一山之隔的俄罗斯。
“1998年，刘军、张良海、许培毅、薛立功最先出去种地，到那边挣到钱了。2000年，赵彦明也跟着出去。头几年，资金投入不到位，后来才慢慢发家”，蒋年春介绍。
太阳升村是目前东宁农民出国务农最集中的村庄。蒋年春估计，赴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个体约五六十户，一般在俄租十多公顷地种蔬菜。
村里出国帮工的，有约七八十人。徐化生、曹秀芝夫妇就属于这类打工者。
太阳升村的集体赴俄种地行为在东宁并非孤例。
从卖菜到租种土地
最初中国菜商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慢慢的，开始租赁俄罗斯的土地，就地进行市场供应
20多公里外的东宁县新立村，11月7日，张洪宇坐在客厅里接过幼子递过来的蘸着辣椒的薯条。
前年，他累了，告别了持续6年的赴俄租地生涯，回国享天伦之乐。
2002年的某天，在乌苏里斯克市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张洪宇遇到了刘宇昆，一个比他早两年到俄罗斯闯荡的新立村老乡。
张洪宇被刘在俄种地发家的故事打动。于是，他也成了赴俄租种土地潮的一分子。
他雇了6名中国人。在俄种地的中国个体户，基本都雇中国人帮工。
“雇佣俄罗斯的人工比中国人便宜，中国民工要签证成本、吃喝拉撒睡都得包，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有点太强了，只要8小时工作时间一到，哪怕犁田100米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两米，或者用起重机吊木头，木头正在空中，他们也会停下来，关机、走人，你给加班费都叫不回来人。”张洪宇说。
通常只有在农忙时期，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雇当地人。
长期在俄从事机床贸易的姜宏星认为，中国民工优势很明显，能吃苦，方便管理。
在黑龙江省社科院与东宁县官员的印象中，自前苏联解体后，具体哪一年开始有中国人到俄罗斯租种土地的记录很模糊，但是，赴俄种地热潮与中俄边贸的逐渐兴起有莫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商人大量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各个市场，其中包括菜市场。
最初中国人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随着俄国内土地租赁政策的松动，一部分中国菜商、农民开始租赁俄罗斯原集体农场的土地，就地种菜进行市场供应。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研究员介绍，俄罗斯远东地区闲置、未开发的耕地面积达1亿亩，而其人口相当于黑龙江省的五分之一，且90%以上集中于城市居住。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原有的集体农庄相继解体，大量土地被弃耕，但粮食蔬菜是刚性需求，这为中俄农业交流提供了契机。
勤奋加上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使得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中国人规模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租越大。
东宁县相关官员介绍，该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有上百家公司、千余农户在俄从事租赁土地耕种的业务。
除远东地区外，莫斯科、黑海、西伯利亚地区都有东宁农民的足迹。
个体户以种菜为主
种菜的张洪宇说，种粮需要更高的投入，不是个体户的能力范围内了
2003年，张洪宇在俄罗斯种地的第一年，在乌苏里斯克市的波尔达夫卡村，他投入21万元人民币，雇了6名中国工人，种了圆葱、大头菜、西瓜。
当年只赚到4万元。大头菜遍地都是，蔬菜价格走低。由于种植技术不过关，别人圆葱一公顷收45吨，他只收10吨，而且个头小一圈。他买了一些别人的圆葱，把自己的圆葱夹杂其中卖掉。
第二年他换到了南沃乔尔夫克村。“就像掷骰子，你不知道哪种蔬菜明年是什么价格。”张洪宇说。
随后几年，他按卖菜时锻炼出来的对价格走势的预判，调整种植品种，学习种植技术，才慢慢走出困境。
“挣钱、赔钱，关键是品种和质量。”不过每年张洪宇的收入还是受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真正赚钱也就是2009年，赌对了，几个人赚了100多万。”
张洪宇介绍，通常第一年种地很难收回投入。农业需投入农用机械，否则根本种不了太大的地；需投入水利基础设施，否则抗灾能力和产量都会受严重影响。“这些都需要大把的钱，有些人没熬住，亏了就回来了。”
东宁商人姜宏星介绍，赴俄种地的主体人群，是徐化生、曹秀芝夫妇这样的打工者，以及赵彦斌兄弟、张洪宇这样的个体承包户，一般以几十公顷的大棚蔬菜种植为主。
大豆、大麦等粮食作物，相比蔬菜的价格更加稳定，不过张洪宇他们这样的土地承租者一般是不奢求的。“种粮需要更高的投入，这不是个体户的能力范围内了。”
企业巨头转租土地
相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企业应对当地政策变动或不利因素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赴俄种地的也不乏国内企业的身影。
李德民是最早走到俄罗斯的一批中国商人之一。他旗下的东宁华信工贸集团（下称华信集团）主业是对俄机械贸易。2004年，华信与一家俄罗斯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华信集团控股90%股份，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米哈伊尔洛夫卡地区，位于兴凯湖与海参崴之间，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约开发4万公顷土地，合约49年。
整个东宁县的耕地面积才5万多公顷。华信集团成了黑龙江企业在俄开发耕地的巨头之一。
类似上规模的黑龙江企业在俄罗斯还有四五家。
华信集团企划部经理刘洪宇介绍，承租俄罗斯土地，须与意向土地所在的当地农庄或当地政府谈判签约，通常小型地块与集体农庄谈判签约即可，大面积土地开发需俄方或中俄合资企业参与，并有当地政府授权。
签约了也并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
张洪宇抱怨，与俄方集体农庄或地方政府签协议后，也难免出现反复甚至毁约。或有一些其他势力的俄罗斯人到农场找麻烦，例如找当地警察刻意查，或干脆雇人抢粮，“虽然在国内偶尔也有类似的事，但在俄罗斯遇到了，通常就不了了之”。
太阳升村的蒋年春也曾听赴俄的老乡说，当地政策常变来变去，让人无所适从。
刘洪宇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相对缺乏法律保护或缺乏维权渠道，企业应对当地政策变动或不利因素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2005年，华信集团承租的部分土地种上了大豆、玉米、小麦、大麦等粮食作物，在农场上养猪、养牛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的农业产业链。
刘洪宇说，协议承包土地太大，而华信集团的农业员工含俄罗斯工人只300余人，仅靠自己的人和机械根本种不完，目前仅开发1万公顷左右。
一部分土地，华信集团尝试交由土地承包商代耕，机械、管理由承包商负责，承包商赚取劳务费，粮食归华信集团所有，集团承担粮食价格波动的风险。
还有一种模式，华信集团将土地发包给中国的土地承包商，并提供种子、化肥、签证及机械过境报关等服务，粮食归承包商支配。
目前，黑龙江农垦区的部分国营农场多以此模式与华信集团合作。
农场转移富余劳力
梧桐河农场向外发展，是因农场拥有富余劳动力，但在当地无更多地可种
2010年，柴方森连着去了两趟俄罗斯。
这名黑龙江农垦系统梧桐河农场的副场长，看中了距离乌苏里斯克市31公里的一处名叫都比涅克的小村庄，那里土壤、气候、水文条件与肥沃的黑龙江土地差别不大。柴方森随即与华信集团签订了3000公顷的土地承租协议。
10月24日，柴方森说，促使梧桐河农场向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场拥有富余劳动力、闲置的机械和成熟的种植技术，但在当地无更多地可种。
2011年初，8名梧桐河农场的职工带着农业机械过境，在其中的500公顷土地上种上了大豆、大麦。
他们根据地块条件，付给华信集团每公顷数百元不等的租金。柴方森说，去俄罗斯种地的农场职工，每公顷的纯收入大约1500元。
11月是收获季节，8名农场职工还得在那边待到卖完粮才能回来。柴方森说，如果能赚钱，明年就把土地开发至2000公顷，并大量种植玉米。
梧桐河农场的域外农业开发并非个案。10月20日，牡丹江地区的农场刚与华信集团就赴俄农业合作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黑龙江社科院院长曲伟介绍，其实农场在俄开发耕地存在困难。由于中国农垦系统的政企双重角色，俄罗斯对其有可能造成的市场垄断有戒心。因此，目前农垦系统的农场在俄土地开发，通常通过民间企业或农场下属商贸企业进行角色转换。
垦区农场或企业在俄开发土地的规模，从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隋凤富于2011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可窥一斑：截至2010年底，垦区有30个农场及龙头企业在俄罗斯、巴西、菲律宾等国家注册公司15家，承包租种土地一百多万亩……累计生产粮食15亿斤。
由该局官方提供的材料显示，到2011年底，该局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实现种植面积120万亩。
招工难的背后
收入没有太大吸引力，而且工人们会担心离家太远，人生地不熟被老板“坑”了
赴俄种地，农民徐化生最在乎的，是包吃包住、两口子一年5.1万元的工钱。8个多月能挣这些钱，夫妻俩很满意，闲暇下来还可以回国打零工。
工钱约3000元每月，是东宁招工付俄的大致薪金水平。通常包吃住，8个多月的劳作后，一人能挣约2.5万元。
不过，东宁三兴赴俄商务咨询公司经理吴锋举介绍，招工去俄罗斯种地现在困难很大。东宁人认为出国种地的劳累程度比在国内更甚，但收入却没太大吸引力。
一些对俄企业、在俄土地承租户介绍，通常会去绥化、柑南、江北等地招工，而离俄越远的雇工，对去俄罗斯种地打工的担心越重。
姜宏星介绍，他一名对俄劳务中介公司的朋友给一家中国人在俄农场雇了50名甘肃工人，都已办好劳务签证了，但这批工人担心离家太远，人生地不熟被老板“坑”了，临时反悔又不去了。
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曲伟说，招工难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国内雇工在俄有些不文明行为，如公共场合喧哗、行为粗鲁，甚至有小偷小摸行为，引起当地居民反感。
他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赴俄劳工进行一定的法律、礼仪培训，“这是在保护中国劳工自身的利益”。
吴锋举感觉，赴俄劳务签证的申办越来越难，不再是要多少有多少。现在通常是俄罗斯方面按农场雇工的计划使用数量，给出签证配额，“这实际上是一种签证限制措施”。
“一门纯粹的生意”
若粮食从俄罗斯远东大量进口，会导致国内粮价下跌。但另一种可能是，特殊时期可平抑粮价
据了解，目前中国企业或个人在俄罗斯种植的粮食、蔬菜，均在当地销售。
张洪宇说，从来没听说哪个农户把种的蔬菜运回国内销售。因为运费加上关税后，利润和在俄罗斯销售差不多，“谁愿意来回折腾？”
另一方面，华信集团的刘洪宇介绍，因中国粮油蔬菜进口配额多掌握在中粮等大型国企手中，在俄开发的农业企业或个人，是没有资质开展相关贸易的。
并且，俄远东地区对中国人开放土地租种，初衷也是借中国人之手，解决俄国内粮食蔬菜供应问题，在粮食出口配额方面也有限制。
曲伟介绍，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去年的莫斯科大火，又逢俄罗斯农业遇灾减产，俄政府就紧急下令暂停粮食出口，“这也是保护其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一种手段”。
曲伟今年底前的一份重要工作，是努力完成一份“将扩大黑龙江对俄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的研究报告。他介绍，中俄的农业合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合作。如今，仅黑龙江就在俄开垦土地约600万亩。其他与中国有农业土地合作的国家，如菲律宾、缅甸、巴西等，无论从地理距离，还是耕地规模上，都无法与中俄合作相比。
东宁县官方人士介绍，目前在俄开发农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面临来自韩国、日本企业的竞争，市场形势不再如前些年那般一帆风顺。由此，也导致了俄罗斯在劳务签证政策上的摇摆与徘徊。
曲伟认为，中国应当正视日、韩企业在俄的竞争，俄罗斯不希望中国一方独大，通过国际竞争抬高土地租赁价格，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这是一门纯粹的生意，暂时与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无关。”刘洪宇说，不过理论上存在着影响国内粮食市场的可能性。
刘洪宇算了一笔账，由于机械化集约化耕种、俄罗斯油料成本更低等因素，大型企业如将所种植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运回国内，按现有关税水平，到中国港口的粮食价格将比国内现价低约200—300元/吨。
这意味着，若从俄罗斯远东大量进口粮食，会导致中国国内粮食价格下跌，伤害中国农民的利益。但另一种可能，如国内粮食价格过高，由此进口粮食将对平抑粮价起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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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伟 黑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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