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对于中国人来说，志愿、志愿者和志愿精神，这一个个引进不久的名词，现在几乎已为国民耳熟能详，这其中多少是拜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之所赐，多少是来自于个人亲身体验，一时很难说清，也没有必要说清。因为“国际志愿者日”本来就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又一次对话和对接，其中种种同与不同，照例是“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不但自古就有自己的慈悲、怜悯、施舍乃至荫功积德等理念和说法，20世纪中又有以白求恩、雷锋等为代表的精神符号，而且中国社会从来奉行“熟人伦理”，陌生人一旦交上朋友，便须“义结金兰”，上有国家，下有族党，共同撑起“社会保障”的雨伞。所以，即便到现在，中国人中比较传统的人对于志愿一说，往往是拿着概念的“新瓶”，猛灌文化的“老酒”：至今社区等老年人集中的场合，随时可以听到同当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助人为乐”等几无区别的口号，到处可以看到热心的社区志愿者不分对象，没有门槛，向着一切人，奉献“志愿服务”。

　　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做法蜂拥而入，同样令人目不暇接，从关怀弱势人员，到关注气候、环保、生态和其他公益，到怜惜小动物，都在同一个“志愿”的名称下，进行着大相径庭甚至直接冲突的活动。其极端的例子是为了给予城市流浪猫狗以“人道”待遇，志愿者拦路截留运送供食用的猫狗的卡车，而司机及其家庭本来就倍感拮据的生活，或许因此更迫切需要从其居住地的社区志愿者那里获得帮助。

　　理念的多样性和做法的丰富性是这个特定时期的中国志愿事业的特征，每个群体按照各自的理念，根据各自的资源，采取各自的方式，开展着名目繁多的志愿活动。如此“群雄并立”的局面，既给每个人选择自己愿意的志愿活动提供了方便，也给有志于志愿活动的个人带来了困惑：我所参加的团体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志愿者的群体？如果团体所开展的活动同另外一些也自称为“志愿组织”的团体完全不同甚至正面相撞，我为什么参加这个组织，而不是那个组织？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志愿者在不同组织之间“频繁跳槽”，各类志愿组织在稳定队伍上远比企业春运过后要召回员工，面临更多的困难，初生的志愿组织常常过早夭折。如此情状让所有希望中国志愿事业更好发展的人们揪心，但理智告诉我们，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这样一个个人选择组织的过程，同时就是志愿领袖选择社团的旗帜，中国选择适合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理念和做法的过程：传统的元素还有多少可以延续、重生和兴旺的，引进的元素又有多少可以存活、生长和繁茂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断言。志愿者特别是其中的先行者和领路者可以做的，是既要有坚持的态度，又要放弃先入之见，不因为内含文化因袭，便认作理所当然，也不因为具有现代血统，便视为必然之理。

　　这意味着，志愿概念在中国与世界对接，还存在很大的变数，不仅是观念乃至文化上的不确定，更是社会结构上的“测不准”：在主张自我牺牲的“绝对利他主义”和主张自我享受的“积极利己主义”及其冲突的背后，存在着对国家主导和集体取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自主和个体取向的文化价值加以调适的需要，这种调适的进展及其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志愿这一看似中性的社会机制在中国未来的生长空间。在市场经济体制被成功地本土化的背景上，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见的是，志愿机制也将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中国与世界的全面对接虽然开始于170多年前，至今仍然充满神秘色彩，令人遐想。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