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唐棣华和孩子们（前排左起黄煦、黄楠、黄晴）在湖南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当晚，70公里外的河北省胜芳镇。

　　东方的天际仿佛太阳初升，烧红了天空。炮声就像无数土豆地瓜跌落在地板上一样，低沉的隆隆声整夜不停。

　　天津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和同志们一起挤在一棵大柳树下，向天津方向张望，随后看了看表说：“总攻已经开始了，部队突破城垣，很快攻入市区，大家准备好吧！明天我们接收天津去！”

　　进城“赶考”

　　“1948年12月中旬，在东北局开会期间，中央军委已任命我和黄敬为天津军委会正副主任，我们一起拟订接管天津的方案……”《黄克诚自传》中记载了接管天津的筹备过程，如何接管天津这座北方大城市，对黄克诚是个全新的挑战。

　　戎马半生的黄克诚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从八路军344旅政委到纵队司令兼政委，从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再到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野二兵团政委，黄克诚都没有辜负党的信任，每次都出色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工作。

　　当物色负责接管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人选时，毛泽东又一次点了黄克诚的名。

　　12月底，来自冀察热辽区、中共华北局、天津地下党、华北人民政府的7400多名参加军管会的人员，奉命会集胜芳，学习城市政策，准备接管天津。“那时候在胜芳，就是要求干部进城后继续艰苦奋斗，食、宿、行要有统一标准，要保持清廉的作风。”接管干部杜建新回忆道。

　　时任天津市政府秘书处负责人的宋祝勤记录了在胜芳的接管会议上，黄克诚留给他的印象：“他和大家初次见面，风趣地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爱批评人，但我是个好人……’，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个头不高，身体瘦弱，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戴着一副黑框近视镜，很像一位中学教师，没有一点派头，是黄克诚留给接管干部的第一印象。

　　在胜芳筹备接管天津事宜的半个多月中，天津军管会制定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与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接交注意事项》、《移交守则》以及军管人员入城纪律、入城须知等等。

　　1月14日，刘亚楼指挥东野30万大军打响解放天津战役的同时，黄克诚带领7000多名军管会干部从胜芳向天津进发。

　　约法三章

　　1949年1月15日，黄克诚率领第一批接管干部坐着卡车来到天津公议大楼（和平区承德道22号）。

　　当时在天津市委机关秘书处工作的赵琪还记得第一天来到公议大楼的情景，“当时，楼里断水断电，大家分配了房间，这是座办公楼，没有床铺，大家都睡在地板上，天津解放后的第一个胜利之夜，我们便这样度过了。” 第二天一早，公议大楼门口挂起了事先准备好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大布帐。

　　天津市区残敌肃清后，大量战斗部队在市内占据着许多民房、工厂和学校，不利于恢复天津正常的社会生活。

　　时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的黄克诚

　　黄克诚大将戎装照

　　当时在军管会秘书处工作的李耀宇老人的回忆录中记载，一天，野战军两位军长奉命来见黄克诚，在外屋的李耀宇清楚地听见里面的谈话。

　　“已经通知你们一个礼拜了，部队怎么还没撤出市区？”

　　一位军长小声嘟囔：“下面师长、团长讲有难处……”

　　黄克诚毫不含糊：“谁不执行命令，军法处置！”

　　很快，军管会便下发了一系列的章程——凡我革命军人、政治工作人员及杂务人员，一律不准进入私营之娱乐场所（包括戏院、影院、落子馆、杂耍场等），更不得进入妓院。大街上设解放军纠察队，不允许乱逛乱串，不准在大街上吃东西，脖子上的风纪扣要扣好……

　　章程颁布后，还是有人犯了错误，当时在市委机关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刘金录记下了这样几个片段——

　　一位司机进城时撞了一个摆糖果摊的老大爷，人伤了，摊也毁了，虽然大家都为司机求情，司机还是被判了刑。

　　军管会的一个参谋去了领导一再强调不许去的南市一带（原妓女区），后听说被枪毙了。

　　到群英戏院看戏，一个著名京剧演员的演出，黄克诚也去了，听到台上有些不三不四的话，黄克诚立刻站起来往外走，他的警卫排和研究室人员也立刻退场，人越走越多。

　　严厉、大胆、有原则、说到做到，黄克诚给部下留下了深刻印象。

　　天津刚刚解放，许多市民一方面欢迎解放军，指望安定下来；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怀疑共产党能否治理城市。

　　军管会纪律严明、作风廉洁，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黄克诚一到军管会办公室，就对大家宣布了他的‘章法’：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朝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宋祝勤回忆道：“当时的干部生活十分艰苦，主要食物是小米、蔬菜，衣服是补过的，我穿的棉衣在解放石家庄后拆补过，已滚得满身污垢，袜子是土布做的……”

　　进城干部中，很多人和黄克诚一样没换过衣服，每天睡在地板上。

　　登报解释

　　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号问世。

　　毛泽东亲笔题写《天津日报》报头。

　　对于这份从接管到出版发行不到40个小时的党报，黄克诚非常关注，他要求：“新闻报道要符合政策，实事求是，切忌虚假。”

　　为了避免出现差错，黄克诚规定报纸出版前，都要送给他审阅。白天忙碌了一整天后，黄克诚夜间也不得休息，每天凌晨两点还要起床看报纸大样，十分疲劳。

　　1949年2月5日，市民李上明对解放后物价上涨予以尖锐的批评，说“升斗小民奔走相告，疑虑万分”，并列举天津解放后同沧州市解放后物价对比，与国民党时期物价对比。

　　天津军管会决定在《天津日报》第一版原文照登，并附一封信作了充分的解释和说明。

　　当时在十区（今和平区的一部分）文教股工作的王辉回忆，“这是多么好的作风啊！不仅在宣传上，更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和进城干部的实际行动，对稳定人心、消除群众疑虑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黄克诚的雷厉风行，天津接管干部刘金录这样记录：“黄主任一个人守着几部电话，同时用两只耳朵接电话，听汇报和答复、指示工作。”

　　在军管会和市政府的高效工作下，解放不久的天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恢复了天津的交通、水电、商业等公共事业，统一货币、稳定物价……

　　1949年8月，黄克诚奉命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政委。

　　他穿着来津时的衣服，和时任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如今的海河中学）校长的妻子唐棣华及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天津。（新报记者 劳韵霏）

　　黄煦近照

　　铁石心肠与赤子情怀

　　天津师范大学学生记者 康梦洁

　　北京，东直门。百叶窗挡住了刺目的阳光，书房里静谧和谐。黄克诚的铜像立在书房正中的位置。铜像的身后，黄克诚和妻子唐棣华的合影挂在墙上。

　　午后，黄煦最喜欢坐在书房里，“好像爸妈还在身边一样。”对着父母的合影，黄煦又捧起烂熟于心的《黄克诚自传》。

　　黄煦说，对父亲的了解几乎都源于父亲口述、母亲整理的回忆录，“父亲很少说起自己的过去，最常教育我们的话就是‘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能活着，就是幸存者’。”

　　童年时代，黄煦对父母几乎毫无印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三师从苏北开赴东北。部队要徒步行军数千里，唐棣华听从黄克诚的劝告，把两个孩子送回武汉的外婆家。

　　唐棣华只在老家停留了一个星期，便留下3岁的黄楠和2岁的黄煦匆匆上路了。她不忍心看见孩子哭叫的场面，在孩子熟睡的清晨悄悄离去，北上追赶部队。

　　“妈妈头一天还在，第二天一睁眼就没了，这可吓坏了我和姐姐。”之后，两个孩子一连几天都是拽着外婆的手睡着的，生怕一觉醒来，连外婆也没有了。

　　黄煦说，无论解放后担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还是“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父亲做人的原则一生都没改变过。

　　敢讲真话、不讲情面，是黄克诚最大的特点，他对别人这样，对自己也这样。

　　黄克诚的4个子女无一从政：长女黄楠研究物理，长子黄煦是个工程师，小儿子黄晴成为一名记者，小女儿黄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做研究工作。

　　“公家给父亲配有汽车，但我们极少能坐，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我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布帘子的三轮车里的情景。”黄梅说。

　　1980年，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有人说，“现在结婚都兴用小轿车接新娘子，而且是一长溜小车，一般人家都这么办。”黄克诚却不同意，黄晴竟骑着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中，既没请客，也没设宴，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算是结婚了。

　　直到临终前，黄克诚一直住在一栋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老房子里，管理部门想给他换套房子，黄克诚就是不同意。一次，房顶上的一块朽木板掉了下来，黄克诚才同意把房子翻修，可听说维修费需要几万元，连忙摆手：“一座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修没必要，哪坏了就修一下，能省就省一点嘛！”

　　1986年底，黄克诚病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固执地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活在世上又有何益呢？”

　　医生们让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可他一旦清醒又把管子和针头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