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巴多杰（左图）和他的一家人（右图：左起为大儿子普措才仁、妻子白玛、扎巴多杰、二儿子秋培扎西，下坐者为最小的儿子扎西东周）。

　　有“藏羚羊的保护神”之称的治多县“野牦牛队”，其雏形成立于1992年，昔日的60多名队友或将生命、或将青春留给了可可西里，有些甚至入狱。

　　他们是一群正在被遗忘的人。

　　因生活所迫，或流离失所，或四散各地，如今他们都远离可可西里。只有当英雄的杰桑·索南达杰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他们才会被偶尔提及。但是，如果说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环保新纪元的奠基人，他们则是当之无愧的拓荒者。他们也是可可西里的英雄。

　　长久以来，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正视。当青藏高原上屠戮珍稀野生动物的枪声逐渐销声匿迹的时候，他们青春不再，却不得不被动地选择隐退。他们开创了可可西里环保的新局面。高原茫茫，唯有冽冽寒风与皑皑白雪，仍记得这些曾经年轻而无畏的身影。

　　他们不该被遗忘。

　　白玛

　　她的哥哥索南达杰的骨灰撒在那里，她的丈夫扎巴多杰也是。如今，她又把自己两个健康的儿子都送到了可可西里

　　白玛老了。心脏病与慢性肠胃炎正在侵蚀着她57岁的肌体，只有一双大眼睛，还忽闪忽闪着当年的风采。

　　当年她的身体可真好。当丈夫奇卡·扎巴多杰带着一群毛头小子驰骋在茫茫的可可西里的时候，她有时就跟在身边，动辄5000多米的海拔，她气都不多喘一下。遇到与盗猎分子枪战，她就紧紧贴在丈夫身后。

　　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支持着他。所以，当自己的哥哥杰桑·索南达杰1994年只身勇斗18名盗猎分子牺牲后，他执意要接班继续保护可可西里的时候，她眼都没眨一下，只是默默地随着他，租用玉树州一栋破旧的平房，两年内第六次安了家。

　　只是这一次，除了贫穷，她还要忍受长时间的孤独。两个儿子读书在外，丈夫不在的时候，只有先天智障的最小的儿子扎西东周陪着她。从玉树州人大法工委副主任自降两级做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保卫可可西里，丈夫几乎就没向家里交过钱。工资是有的，但都用在了工作上。

　　那时的可可西里环保还在起步的阶段。她的哥哥索南达杰用自己的死让世人知道了可可西里与藏羚羊的价值，她的丈夫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用生命诠释了“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保护神”尊严所在。

　　“我之所以不在州里的办公室里坐着，跑到这要命的深山来，一方面是为了一种亲情，我要为索书记报仇，这个账我要记在所有盗猎分子身上；另一方面，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丈夫当年的话，她始终记得一句不差。

　　他说到做到，真的就跑到“要命的深山”里，一待就是几个月。他组建了我国首支武装反偷猎队伍，最多时6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参与。在平均海拔高达4500米、缺氧、高寒的严酷环境下，短短4年不到，累计查获盗猎分子近4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5000张。

　　他的队伍被称作“野牦牛队”，成了令盗猎分子闻风丧胆的“克星”。他说，野牦牛是高原的保护神，温顺忠厚、吃苦耐劳，但是一旦侵犯了它，即使是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也会被它掀翻。他希望他的反盗猎队就是这个样子。

　　“他自己就是头野牦牛”，白玛常常这样评价丈夫。

　　但是在1998年11月8日这天，白玛的“野牦牛”永远离开了她。那时扎巴多杰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各大学的精彩演讲，使可可西里与藏羚羊的保护得到了空前的关注。“野牦牛队”也得到了急需的赞助资金，来到了最好的光景，他正踌躇满志。

　　他的死被鉴定为自杀。白玛不理解：死得那么没有征兆，又那么的没有道理。仿佛自己的心脏被人硬生生挖了出去，她哭得惨烈而绝望。

　　生活总要继续，她一如既往地挑起了家庭的重任，正如他还活着的时候。她继续在玉树州检察院做会计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孩子们渐渐长大，她身体却渐渐差了起来。大儿子普措才仁读完书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做了一名森林公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2010年，她又把二儿子秋培扎西送到了管理局。她记得他说过，“大儿子可以继续保护可可西里，二儿子不能去”，她不解，他解释：可可西里太危险，两个儿子，总要活一个。这一次，她实在是违背了他的意思。“这是孩子的意思，我不拦。”

　　尽管身体不好，她还是想跟着她的两个儿子再回一次可可西里。她的哥哥索南达杰的骨灰撒在那里，她的丈夫扎巴多杰也是。如今，她又把自己两个健康的儿子都送到了可可西里。她拒绝任何高尚的评价，她说，这都是命。

　　“野牦牛队”队员

　　命运真是捉弄人，他们与盗猎分子关在一起。这次相遇，不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同为阶下囚的无奈与不堪忍受的羞辱

　　扎江再也不是那个腼腆的藏族小伙。1995年，17岁那年的9月10日，他成为“野牦牛队”队员，每月工资260元。即便在16年前，这份收入也算不得体面，却还经常被拖欠。

　　“野牦牛队”曾是可可西里最为响亮的名牌。凭借过硬本领，塑造了名闻海内外的英雄形象，被誉为“藏羚羊保护神”，引起了国内外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广泛关注。然而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即2001年1月1日，“野牦牛队”被解散。

　　对很多“野牦牛队”队员而言，离开并非新生活的开始，而是意想不到的牢狱之苦。

　　2001年3月，扎江与另外7名队友被看押在格尔木看守所。事情缘起于1998年，在连续十几个月没有发放工资之后，8名野牦牛队卖掉收缴的藏羚羊皮，人均分得4000余元冲抵工资。这在当时算是不公开的惯例，他们此前已被内部处理。

　　命运真是捉弄人。他们与4名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关在一起。这次相遇，不再是可可西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同为阶下囚的无奈与不堪忍受的羞辱。

　　扎江清楚地记得，盗猎分子得知他们是“野牦牛队”队员后，一声不吭。夜幕降临，一群陌生人突然将他们团团围住，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对方打累了，稍作休息又是一阵打骂。

　　次日晚间，拳打脚踢依旧。“说是挨打，简直就是散打，一群人对几个人的散打。”扎江说。第三天，他们才知对方“老大”姓杨（后因盗猎藏羚羊被判刑20年），还有几个头儿，都是可可西里有名的盗猎者。

　　“老大”找他们谈话，开口要烟和吃的，没有，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老大”还喜欢拿他们做游戏，“杨老大的‘游戏’，是让我把双手放在地上，他用脚拼命地踩，我越惨，他越高兴。”扎巴的队友彬巴说，以前在可可西里这些人看见“野牦牛队”就跑，但在这逼仄的看守所，对方十七八个人，“只能忍”。

　　几个月后，彬巴被转到西川监狱服刑。那里，彬巴又遇到了“冤家对头”———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盗猎者。彬巴记得，这个小伙子正是他们“野牦牛队”送进监狱的，已经有五六年了，不曾想在这里相遇。

　　彬巴一辈子也忘不了初次见到这位盗猎者的一幕。“他见到我，眼前一亮，仔细打量确认后，跑到我的面前说‘你也有今天’，死死地盯着我，再也不说一句话。”此后，盗猎者每次见到他，总是摇摇头后，转身离开。

　　这样的羞辱并非这一次。彬巴出狱后，在格尔木遇到一个大老板，大老板曾经也是可可西里的盗猎者，他两次逮住过这位大老板，并以严惩。大老板见到潦倒的彬巴后，并没有报复，只是说了句“我们再遇到也是缘分”。第二天，大老板托人给他送来2000元钱，让他买几件衣服穿。

　　彬巴说，这比打他一顿，更难受。

　　耐美才仁则是原“野牦牛队”中现在最苦的一个。在治多县，他与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屡次招工都未能安排上工作。他在可可西里五道梁结识的妻子也离他而去。曾经，耐美才仁屡屡坚守五道梁保护站时，美丽的妻子是保护站的义务厨师，岳母也常常给保护站送羊肉和馍馍，是队员们最羡慕的一对。

　　扎江的女友在半年前跟他分手，“我没有钱，全身又是在可可西里落下的病，不能强求人家。”扎江1995年进入“野牦牛队”，2009年又回到可可西里管理局不冻泉保护站，每个月工资1600元。

　　老队员公保扎西成立了“治多县野牦牛队促进会”，搜集和宣传当年的事迹，传播环保的理念。公保扎西做冬虫夏草赚了一些钱，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爱唱歌的谢周，离开可可西里后开了一个歌舞厅，生意很红火。后来他又做起了建筑老板，在青海几个城市都有施工队，还帮助玉树重建。

　　“整整干了九年，就啥也没有得到，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留给了可可西里，有点可惜，浪费了青春。我得到的就是一生当中好多的朋友，再没啥。”谢周说。

　　据最后一任“野牦牛队”队长梁银权介绍，因为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当年“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们的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解散之后，他们之间极少联系，只是从偶尔能听到的消息中得知，如今大部分的“野牦牛队”队员赋闲在家。

　　纪录片《平衡》

　　作为聚会的保留环节，《平衡》的画面映射到每个人的脸上，一群40多岁的爷们凑在一起，泪流满面

　　彭辉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来到可可西里了。从1997年开始拍摄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神”———“野牦牛队”巡山队员们，如今已过14年。

　　2000年，纪录片《平衡》剪辑完成。这部历时三年拍摄出反映“野牦牛队”事迹的纪录片，一经公映便震惊海内外，后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

　　电影《可可西里》的真实蓝本就是取自于《平衡》，但《平衡》所记录的故事远比《可可西里》震撼。纪录片完整呈现了西部“野牦牛队”及队员们的生存窘境、国家体制和可可西里环保的发展历程。

　　荒芜人烟的可可西里腹地，海拔5460米的库赛湖区，已经结成冰的湖面上，3辆“野牦牛队”的车从结冰的湖面开过。这是纪录片《平衡》的一个画面，也是彭辉第一次与“野牦牛队”一起在可可西里巡山的情景。

　　这时他们已经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近一个月。衣衫褴褛的队员蓬头垢面，唯有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到最后，都没什么吃的了，我把带去的一箱火腿肠分给大家，火腿肠已经冻成了冰棍。”彭辉说，这就是“野牦牛队”大部分时间工作的真实写照，英勇事迹的背后，总是难以名状的苦楚。

　　此后，他三进可可西里拍摄纪录片《平衡》，换了4个摄像助理。“助理们说，这里太艰苦了。”

　　“野牦牛队”解散后，8名队员因私自贩卖藏羚羊皮抵扣工资被捕。自1998年后，“卤虫”事件以及与采矿队私签开发协议等事件，一时“野牦牛队”的作为遭受质疑，也成为解散的导火索。作为事件的知情人与亲历者，彭辉说，这些现象有的的确存在，但要放在大的背景下来看待，“瑕不掩瑜”。

　　纪录片《平衡》中，曾有时任“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对于“野牦牛队”境况的真情吐露：“我总觉得心理有点不平衡，建这个机构建那个机构，他妈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别人拿，弄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别人弄，很不平衡。队员几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的情况下，就这样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我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

　　几天后，在玉树租住的房屋中，一颗子弹结束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

　　时间一晃转至2011年。此时距离扎巴多杰离去已经13年，彭辉的纪录片《平衡2》也拍摄了11年。他说，现在去想我的《平衡》，其实是很不平衡，我拍了11年的续集《平衡2》，将更不平衡。

　　11月4日开始，当年参与杀害索南达杰案的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自首，彭辉再次来到青海。现在是老朋友再次相聚的时刻了，6名“野牦牛队”老队员与他相聚：他们喝着青稞酒唱起藏歌，老队员公保扎西说：“彭辉，欢迎回家”。

　　作为每次聚会的保留环节，《平衡》的画面再次从宾馆小小的屏幕上映射到每个人的脸。当年青葱的面孔早已不再，看着青春的自己，原本就因酒涨红的脸更加肃穆，没有人说话。一群40多岁的爷们紧紧凑在一起，目不转睛，泪流满面。

　　可可西里现状

　　武装盗猎基本绝迹，藏羚羊种群逐渐恢复，对于前辈们的辛酸与苦楚，他们知道的并不多

　　松森郎宝今年28岁，在可可西西索南达杰保护站已经工作了8年。作为“后野牦牛队”时代可可西里的保卫者，前辈们的辛酸与苦楚，他知道的并不多。

　　他们现在的规划是每个月巡山一次，每次四五天至七八天不等。“野牦牛队”时代四处漏风的北京吉普早就换成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穿的是知名品牌的户外专业服装，吃的是供给充足的营养餐。

　　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巡山车油钱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肖鹏虎介绍，1998年时，管理局还没有办公经费，只有省里的30万经费用于巡山；现在局里保护和办公经费早就有了保障，每年还有了专项资金，“去年建设和巡护经费有120万元，今年也有100万元。”

　　藏羚羊也多了起来。松森郎宝记得，2003年刚来那会儿，每次巡山，要走很久才能偶尔看到几只藏羚羊，现在随处可见或奔跑或悠闲的藏羚羊，“在卓乃湖，每到产崽的季节至少都有1万到2万只呢”。

　　“藏羚羊的保护，不再担忧了。”肖鹏虎告诉说，2006年后，可可西里已经没有武装盗猎藏羚羊的现象。如今，藏羚羊种群逐渐恢复，青海已达到6万只，现在捕杀3只以上的藏羚羊就算是特大案件，判刑在15年以上。另一方面，欧美等藏羚羊绒消费国，不提倡使用羊绒制品，市场需求萎缩也客观上制约藏羚羊的猎捕。

　　管理局森林公安分局局长布琼告诉南都记者，他们已3年没有什么案子。近年最大的案子发生在2007年，4个盗猎者进可可西里八九天，打了60多只藏羚羊，主犯被判了13年刑。

　　可可西里保护也有困局。肖鹏虎介绍，一是管理局人数不够，管理局编制35人，目前实有48人，而能够巡山的有30人；二是无人区还有从西藏迁来的60多户牧民和他们的几万牲畜，占据着可可西里的核心区域；三是全球气候变暖，对可可西里的破坏不容忽视。环境的变化已然很明显。松森郎宝在2003年来到保护站时，坐落于可可西里的昆仑山玉虚峰还是终年不化，现在此景已不再；青海第一高峰的布喀达板峰冰川消退的痕迹也是很明显。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可可西里保护区腹地的库赛湖、卓乃湖、可考湖等湖泊持续上涨。阳湖、布南湖也在近两年上涨。“肖鹏虎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即使冰雪融化也不至于来这么多的水，是何原因，对保护区生态系统和环境有何影响，这些都需要加强动态监测和地理、水文、气候等方面的科学考察。

　　藏羚羊曾是可可西里的标志，但现在，可可西里已不再需要为藏羚羊倾其所有。“反盗采金矿和保护环境才是工作重点。”肖鹏虎说，可可西里是高原荒原和高原湿地结合区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因此，保护栖息地比保护物种更为重要。

　　南都记者刘伟 发自青海可可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