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姗姗

　　中国检察出版社

　　纪实访谈录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对于《审讯学》这部草创时期的开山之作，谭政文有着清醒的认识。按照他在前言性的“几点声明”中表述的观点，该书虽然尚不完善，欠完整，“粗枝大叶”，有些还属“尚欠成熟的粗浅见解”。但那是他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在锄奸保卫部门工作历史的自我反省和检讨，是苏维埃时代及抗日战争(内战与抗战两个阶段)中审讯工作部分经验的总结，其中有不少是从沉痛的流血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

　　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精装再版了《审讯学》。如今，这本书被政法界许多高级干部当做珍贵的个人藏品和纪念品。在谭政文百年诞辰的日子里，谭政文的子女将《审讯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总书库，永久保存。

　　(三)晋绥土改纠“左”

　　1942年谭政文调赴晋绥，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快迎来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无疑有重大意义。但一些地区在纠正运动初期的某些右的倾向时，出现了大面积的“左”的倾向。

　　1947年，当土改工作全面铺开时，晋绥分局常委进行分工，谭政文被派做山西崞、代两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并兼崞县县委书记，领导崞县和代县两个工作团。谭政文出身农家，熟悉农村，了解农民。不幸的是，谭政文带工作团下乡时，正值晋绥“左”风泛滥。谭政文特意将原县委书记、一位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留任为副书记，不但在工作中给予信任，而且在下面别有用心的人乱揪乱斗时，专门派员给予保护。同时，又把公安员以及一些村、镇治安员都抽调到工作团工作，发挥他们的知情优势。但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领地”。待运动进行到审干、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别的区、县都在查三代、“搬石头”、“斗争”基层干部，闹得鸡飞狗跳时，崞县的基层公安干部只在工作团开了三天会，整顿思想，清查历史，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基本都顺利过了关。到这时，大家才理解谭政文关爱、保护干部的一片苦心。

　　然而，谭政文在崞县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在当时是不合潮流的。管辖崞县的六地委视崞县工作团为另类，对其非常冷淡。晋绥分局那边也有人不断“敲打”谭政文不要搞右了!土改一年多，随团记者马烽，这个日后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才子，写了不少通讯发往《晋绥日报》，居然一篇不用。谭政文对苦闷的马烽说:“不是你的稿子不好，这是针对我的。”

　　就这样，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于1948年年初对崞县土改工作特别是纠“左”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2月8日，这个报告送至晋绥分局，分局未予理会，留中不发。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亲临晋绥看到这份报告，高度评价了崞县的土改经验，批示《人民日报》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为题，于3月24日、25日分两天全文刊发了谭政文的报告。并同时发表了他在谭政文报告上的批示原文，强调:“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随后，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主席这个按语，1996年重新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9页、80页上，并对背景作出了简要的注释。而谭政文实事求是的精神、耿直正派的风骨和勇反潮流的胆魄，也因之载入了党的史册。

　　二、国家安危，民福所系

　　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时，1948年调谭政文出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时年38岁。中央社会部有两任部长，先后5位副部长，谭政文是唯一一位曾专职从事军队保卫工作的长征老红军。除兼顾中央社会部的日常工作之外，谭政文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投入开办“接管大城市公安集训”的训练班上。

　　1947年年底石家庄解放后，党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向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发出电报，抽调100名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的优秀保卫干部，到中央社会部接受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训。其中，西北局10人，华北局50人，华东局28人，晋绥分局12人。后又从北平选调来8名大学生，谑称“一百单八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