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如此说道。遗憾的是，在这个运转速度越来越快的社会中，有不少人在进行着这样一种追逐，“过劳死”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据《扬子晚报》昨日报道，大唐移动23岁女员工因胃溃疡去世，频繁加班被疑过劳死。如此芳华年纪，却因为过劳而死，在这个新年将近的时节，尤其显得悲怆。

　　网络上流传这么一则笑话，话说一年轻人去招聘会寻觅新工作，在看过简历后，招聘人员问：“简历上明明写着毕业才两年，你怎么会有三年的工作经历？”年轻人答：“加班时间算起来也有一年!”在“过劳死”的发生几率趋高的背景下，这则笑话听起来可能让人无法轻松。从普华永道25岁女员工潘洁“过劳死”、到25岁的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过度劳累死亡，再到大唐移动23岁女员工去世，“过劳死”似乎已经不是个例，而在这些并非个例的极端案例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长期处在劳累状态、濒临过劳边缘的劳动群体。每当这种案例发生后，网络上总会掀起一波对“过劳死”的热烈讨论，那是因为很多人都从内心产生出了共鸣。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给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社会似乎陷入一种财富成功学的漩涡，年轻人不得不追求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收入。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的时候，个人的发展是不是也要“可持续”？如果为了追求财富地位而把健康甚至生命搭进去，是不是一种舍本逐末？

　　应该思考的可能还不止个人，还有制度。如果说压力大将成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现实，那当务之急应该是从制度层面入手，给过劳的人一根缰绳，来勒住悬崖上的烈马。从现实情况来看，在许多企业，加班是被提倡的一种行为，在劳动方偏弱势的情况下，加班就成了一种被动的自愿，而企业一方也往往以“自愿加班”来作为免责的理由。于是，一些企业总企图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超时加班来获得非法利益，对于这种情况，劳动部门以及工会本应是明察秋毫的，对于这类企业，也本应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成本的。

　　“过劳死”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都曾有“过劳死”的记录，很多国家也曾为此采取过专门的应对措施。在“过劳死”现象较为严重的日本，1994年开始对“过劳死”给予了法律干预。欧美一些国家也曾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如果员工身故原因被认定为“过劳死”，就可以据此对雇主追责。然而，在我国，“过劳死”甚至还不能算作工伤，也得不到补偿。这种法律空白无疑为一些企业过度压榨员工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过度劳累致死，无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面对逐渐加大的社会压力和一个队伍逐渐庞大的过劳群体，我们该从政策的层面来为他们卸下沉重的包袱，别让劳动者被“加班”绑架，甚至以“过劳死”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