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因其使命是选拔人才“贡”给皇帝，故名“贡院”。科举时代，贡院是创造奇迹的地方，一种“电梯式”的奇迹，让人身份地位直线上升，平地起步直达云霄，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河南贡院位于开封城东北部，即今河南大学校园内。这里本是“乡试”考场，是全省秀才考举人的地方，但各种因缘际会，在1903、1904两年中，河南贡院成为“会试”考场。当其时，开封为此热闹起来：一二品的大员频频来去；各地书商、文具商前来设店开馆；全国举人从四面八方汇拢，开封大小旅店爆满……

　　但，这是最后的热闹。1905年，科举制度戛然而止。1904年的会试，遂成为谢幕动作，而河南贡院，无意间成为千年科考最后的站台。

　　会试三年一次，一般都在京城进行，清朝最后两次会试，缘何不隔年进行？又缘何安排在了开封？

　　带着疑问查资料访专家，我们看到更多有趣的意外：

　　贡院并非斯文之地，进入贡院的考生，要开襟、解怀、赤足，类似囚犯，毫无尊严。他们曾无限感慨：“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

　　清朝初年，开封城还无贡院可用，河南乡试不得不改在辉县苏门山下百泉书院进行。而到了清朝末年，开封城的贡院，竟能安排下全国会试。

　　最后两次会试的考题，已不再是八股文，看着那道道题目，有网友感慨：“需要多少知识啊！望天！”

　　科举轰然倒地7年后，闲置的贡院办起了一所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举子们冥思苦想的考棚，成了学习外语的教室。而这所预备学校，后来成为河南大学，至今已延续百年。新旧交替之间，开封城的文脉赖此地得以赓续……

　　回望过往岁月，我们发现一个人物不可避过，他就是田文镜，当时的河南总督，雍正皇帝最器重的三位大臣之一。正是这位铁腕总督，打造了“新河南贡院”，使得后来河南贡院能够承担全国会试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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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患致贡院颠沛流离

　　正是上课时间，河南大学贡院路没有一个行人。路的东侧，略嫌杂乱的自行车透露着学生的匆忙，而自行车堆中拔地而起的两座碑亭，倒是被反衬得更加静默而闲雅。

　　两座碑亭下，分别是雍正年间的“改建河南贡院记”碑、道光年间的“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碑，如今合称为贡院碑。100多年前，这条贡院路两侧，都是河南贡院的地盘。

　　按照贡院碑上的文字，从明到清，河南贡院曾数次颠沛流离，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找到这块文脉汇聚的“风水宝地”，河南贡院才安顿下来。

　　明朝初年，河南贡院先设于元朝平章（河南行省最高长官）竺贞故宅。因地方狭小，后迁建于开封城西南角、大梁街“故巨盈库（布政司仓库）”。迁于大梁街后，河南贡院大为改观，先是用木板房代替了草席棚，再以砖瓦房代替了木板房。据《如梦录》记载，这时的河南贡院至公堂、监临院、提调官衙一应俱全，明远楼坐镇中央，角楼雄踞四方，东西文场有号舍3600间。可惜的是，这座气度不凡的贡院后来被黄河水毁于一旦。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口，开封全城淹没，城内建筑损坏殆尽。1644年，清朝定鼎北京，当年即下令恢复科举考试。此时开封虽然名义上仍是河南省会，但城内到处断壁残垣，杂草丛生，积水为患，连巡抚衙门、开封府等衙门都不得不在附近州县办公，实在无法安排考试。为了让科考顺利进行，河南官员选择辉县百泉书院作为临时贡院，清初十多年，河南乡试都在百泉进行。乡试不在省城举办，这在科举史上十分罕见。

　　顺治十六年（1659年），开封城内积水已逐渐消退，城区人口逐渐增加，河南巡抚衙门、开封府等官衙也已陆续迁回开封，当时的河南巡按李粹然与河南巡抚贾汉会商，决定在明朝周王府遗址（即今龙亭一带）兴建河南贡院。河南古代也是“生源大省”，因此这个贡院设计规模很大，有号舍5000多间，其明远楼十分宏伟，高达四丈多，但使用六七十年后，这座贡院再次遭遇“水患”威胁。

　　明末黄河水灌开封城时，周王府整个被淤埋。清朝前期，这里曾为开封百姓的寻宝地，很多人闲来无事，就前来挖掘王府遗物，或寻找珍宝，或挖取砖石。久而久之，贡院东、西、北三面形成水塘，每年雨季，雨水汇入水塘，水面上升，即往贡院内渗水，致使院内长期积水，对贡院建筑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问题持续了很多年，最终引起了河南总督田文镜的重视。

　　田文镜雍正二年（1724年）出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升任巡抚，数年后晋升为河南总督。雍正四年时丙午科乡试，按照有关规定，田文镜必须到贡院“监考”，发现贡院内积水甚多，但当时正是秋雨连绵，他误认为只是偶然现象，没有特别在意。

　　三年后，又到“大比”之年，田文镜在此“监临”贡院，见院内仍四处积水，给考生带来诸多不便。这位总督当即皱起了眉头：“是非偶然也！”

　　等考试结束，田文镜带着手下登高观察，很快找到了贡院内积水的原因，他在“改建河南贡院记”中写道：“盖闱（指贡院）以外，东西北三面皆水塘，埒起如环墙，而以闱中为釜底。凡雨水之汇归于塘者，复于塘渗入于院”，由于地势低，院内的水没法排泄，整体垫高又不可能，“是此永无涸期矣”。

　　田文镜是那种雷厉风行的铁腕官员，一旦发现问题，即开始着手改建贡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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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贡院再续前朝文脉

　　喜欢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的读者，对田文镜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

　　李卫、鄂尔泰、田文镜，这是雍正最欣赏的三个大臣。他对田文镜的评价是“忠诚体国，公正廉明”。

　　康熙末年，黄河在郑州、中牟、武陟数次决口，河南大量农田被毁，加上吏治混乱，盗贼猖獗，河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雍正即位后的第二年，即派他所器重的田文镜出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提拔为巡抚。

　　田文镜是那种精力旺盛、办事干练、勤于政务的人，他“以严厉刻深为治”，信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话说透了就是“严以律己，苛以待人”。

　　他治盗极严，很快肃清河南境内盗贼，稳住社会秩序。同时督责诸州县清理赋收，开辟荒田，限期极严。地方官员动作稍慢一点，“谴谪立至”；敢拖延迟误的，动不动就被弹劾撤职。

　　如此这般，一个田文镜把全省官员抽得像陀螺一样，河南吏治，大为改观。

　　1727年，当田文镜发现贡院问题后，河南官员纷纷建言：您来河南六年了，“事无巨细，有未便者即请诸朝”，不知理顺了多少事。贡院是“抡才（选拔人才）重地”，“非择善而迁焉不可”。

　　有了舆论支持，田文镜即着手选择贡院新址。不久，他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城东北角、铁塔南边的一块空地，这块地将近两百亩，地势高爽，很适合建造新贡院。

　　“开封城东北隅很早就是教育文化中心。”河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陈宁宁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全国教育领导机关——国子监即建在此处。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国子监和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合二为一，也设在天福普利禅院（位于今河南大学院内）。”后来太学搬迁到别的地方，但因当时没有专设贡院，科举考试时，临时借用场地，铁塔所在的开宝寺，也时常是临时贡院。

　　田文镜看中开封城东北角，大约有接续前代文脉之意。古代建书院、贡院，都很注重选址，选择具有自然灵性的地方，田文镜也很深信此道，他请术士前来察看，术士们说得玄乎：此地“是为辛亥之龙”，居奎宿和璧宿之间，“紫薇垣在乾，文昌宫在巽，且铁塔正当天禄，而魁阁恰在离明，洵称吉地。”

　　应该说，田文镜确实干练，他虽以苛刻闻名，但办事其实很有章法。贡院迁址这样的大事，本来可能有各种阻力，在决意兴建新贡院后，他先赢得舆论支持，再为新址造势。化解各种阻力于无形。

　　那块近两百亩的空地，当时其主人只叫价100多两银子，田文镜二话不说，“如数许之”。

　　随后田文镜确定了贡院迁址方案：原来房屋，可用的材料全部拆走，搬来建新贡院。不够的部分，筹款再买，“堂楼设所，悉仍旧制……所不可无者增之”。

　　田文镜指派开封府、彰德府、祥符县、杞县等衙门共同负责，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开工建设，第二年五月顺利完工。新贡院号舍增至9000间，新建执事楼75间，整个建筑群“规制深严，栋宇华丽，更非昔比”，用田文镜的话说，“不数月间，将积年所苦，举而易之”，再无积水之患，“岂非快事？！”

　　新贡院建成半年后，田文镜即因病撒手人寰，新贡院成了他在河南干的最后一件大事。

　　90多年后，随着人口大量增加，河南科考人数也大增，田文镜的贡院也不够用了，每逢考试，只好“编芦架木”作为临时号舍，河南士绅又捐款捐物，将号舍增至11866间，河南贡院“宏远周备”，“令人叹羡”。但不久之后，又一次黄河决口，让贡院与开封城一起接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