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红兵

　　屋子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乡司法所所长郑泽辉和乡综治办工作人员胡儒分坐两边。桌子前边两把藤椅上，坐着头发花白的江神昌老汉和祥云物业公司的丁经理。记者眼见的是一场真实调解的现场。

　　江神昌2011年3月被祥云物业公司聘用，一次抬木头时右手被砸伤。出事后，丁经理指示公司给江神昌200元，请他回家歇两天。江神昌以为就是划破点皮，没啥大事，但后来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右手掌骨骨折，仅检查和换药就花了400多元，歇了一个多月还隐隐作痛。他找到物业公司，要求公司赔偿两千元。

　　双方主要矛盾集中在医药费、治疗费和误工费的数额上，谁都不肯让步。郑泽辉听了双方的意见，他先给丁经理算了笔账:医院检查治疗换药400多元；老江每次换药，坐车吃饭又是100多元；再说误工费，即使按30元一天计算，一个月也得900元，这几项加起来就是1400元。

　　听到这里，丁经理愿意支付1400元，但老江却提出要1500元。虽然差距缩小到100元，但双方好像较上了劲，谁也不让步。

　　郑泽辉依然不急不躁。他对丁经理说，老江60多岁了，毕竟是在物业公司干活受的伤，若能再多出100元，案件就了结了，大家握手言和。若达不成一致，走司法程序对双方都不好，费时费力，还得花钱不是?

　　听到这里，丁经理说:“好，既然司法所长这么说，我就再加100元。”

　　郑泽辉叫胡儒做好笔录，让丁经理“三天内把钱送到司法所”，并和颜悦色地告诉江神昌“三天后到司法所去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