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赫南/文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在这一点上，父亲的意见不同。”梁甫成回忆说，梁国斌坚持认为检察机关应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才能担当好检察职能。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免去梁国斌的副检察长职务。此前的1958年2月，梁国斌被中央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958年6月23日开到了8月18日，已经离开高检院的梁国斌，又参加了第四次检察工作会议。在这次开了57天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上，“左”倾思想成为主导思想，毫无根据地提出检察工作中有一条错误路线:在业务建设上，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制定一套烦琐的规章制度，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脚。

　　在7月28日的会议上，梁国斌作为“前高检院副检察长”的一份发言，或许可以让我们读出一些思索——

　　“我自从1954年年底调到高检院工作，在党组和张检察长的领导下，主观上是努力工作、积极负责的，对中央的指示是努力执行的。但是，从几年来高检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来看，我作为党组副书记，负责主持经常工作，是应该担负重要责任的;尤其对中央和张检察长的有些重要指示，没有能够及时地、坚决地采取组织措施完满地贯彻执行，错误更大。同志们批评我没有当好副班长，没有当好张检察长的助手，这个批评是恰当的、正确的，我诚恳地接受。”梁国斌说。

　　接着，梁国斌表示，自己的错误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右倾。在1955年和1957年的肃反斗争中，都表现了这种情况。他着重检查了1957年上半年工作上的“右倾”:“上半年，在反革命活动抬头的情况下，各地检察机关由于片面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在对敌斗争中的右倾错误确实是严重的，曾经成为一个时期检察工作上的主要危险。而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没有搞清人民内部矛盾包含着阶级矛盾。因而感觉迟钝，摇摆不定，没有及时地采取打击敌人的有力措施，使工作受了损失。”

　　梁国斌表示:“对中央的政策指示，虽然进行了传达学习，但是没有很好地结合实际工作深刻地研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中央的政策指示正确地贯彻下去。这样，就造成既不能及时领会党的指示意图来指导工作，又不能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提出工作中的新问题，加以解决的情况，工作上就不能不常常落后于实际。关于这方面，张老曾经有过批评。”他还表示，自己对一般监督的争论上，存在“过分迁就等待”的错误。“政治挂帅不够。”他说，“自己平时偏重于业务领导，而对政治思想工作注意很差，自己不是自觉地以红色战士的身份，按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来指导全国检察工作，来领导检察机关‘兴无灭资’的斗争，实际上却当了一个机关事务的主管人。对于某些严重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教条主义等，片面强调团结，照顾面子，没有拿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彻底批判，放松了原则斗争。同时，对于全国检察干部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很少注意。”

　　“在贯彻党组的集体领导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错误。”梁国斌表示，“高检党组的集体领导还不够健全，自己作为主持党组日常工作的人，应该多负责任。一方面，在有些时候和有些问题上，没有把张检察长的指示及时地完满地贯彻下去;另一方面，在党组内部和院务会议上，没有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有些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表现了不应有的迁就和妥协(如一般监督问题)。”……“总之，几年来主观上虽然努力工作，想把事情做好，但是由于自己水平不高，工作方法不对头，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毛病，以致在工作上产生了不少缺点错误，给工作造成了损失。”梁国斌最后说，“彭真同志在党的三中全会上和张老在这次会议上批评的‘忽视专政、忽视党’的错误，就我本人来说，也是有责任的;就全国检察工作中发生这种错误倾向来说，我更要负重大责任。”

　　客观地看，梁国斌在工作上的主张，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性。而对自己工作作风的直言不讳，令我们深深感到他作为一位为检察事业鞠躬尽瘁的老领导、一位长者，其襟怀之坦荡，其敢于担当的勇气与魄力!

　　三、老骥伏枥——幸存白发志未抛

　　(一)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和上海有缘。

　　1949年，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后，梁国斌曾奉命准备上海的接管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1951年年底，梁国斌从福建调回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长等职;1965年，梁国斌又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