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我是在一家“创业咖啡馆”里偶遇常锦超的画。

　　待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大部分在办公、开会、商谈各种各样的项目，并没有很大的声响，却很热闹，好像人人都在努力张罗着自己的机会。

　　与其说这是一个画展，不如说是常锦超借朋友的地方，把自己的画挂出来，挂在墙上，也画在了大大的落地黑板上，和“摩卡”、“牛奶”、“芝士蛋糕”等粉笔字混迹在一起。

　　但是他的画，有种和咖啡馆截然不同的感觉，看上去有些孤独。

　　我看着墙上的画，又看看咖啡馆里的人。咖啡馆里很少有人注意到墙上的画。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空间，连同里面的人和画，就像是当下上海的写照：忙碌而孤独。

　　并且，我们总是背对着自己的孤独，视而不见。

　　常锦超是东北人，数月前从新加坡移居上海，住家周围的景致——梧桐树、老房子和一连串的咖啡馆，让他感觉舒适，但心里仍有些累，“每到一个新环境，我都有点头痛。要面对很多不了解、不擅长的事物，但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去适应。”

　　他在朋友开的“创业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些快乐。“我好像有个习惯，看到死板的东西就想改造，让它活起来。刚来这个空间的时候，感觉办公的气氛比较浓，缺少了一些东西，就在大黑板上画了幅粉笔画。”

　　这番小“改造”可不过瘾，常锦超又挑选出十多幅画作，挂在墙上。没想到，“一开始是好玩，陈列画的时候比较认真一点了，后来就越来越认真。一认真就要命了，心里紧张，觉得重，就跟谈恋爱似的，脑子里不停地考虑应该展示哪些画，它们各自扮演什么的角色，彼此之间是什么的联系，怎么和这个空间互动。”常锦超就像是个导演，“创业咖啡馆”是他为自己寻找的一个舞台，画作和桌子、椅子、咖啡杯、人，一起上演着一出默剧。

　　这出默剧不再是自娱自乐，而是一个机会，令常锦超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去端详2006年开始创作以来的作品，和作品背后的生活状态。他给这个画展取名《当我面对你》，并写道：“人类复杂的情感关系中，无论是家人，朋友，爱人，我们都不断地在面对有关适应，变幻，欲望与野心的种种即将发生的事情。对于这个比我本身更加复杂的社会，充满着熟悉的语言，熟悉的面孔，但意识是陌生的。我自己有多么重要吗？当我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经历了多少恐惧呢？这种恐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找到了缺失的意识之后我还能再做什么呢？不断的重复吗？”

　　这个“你”，是他自己，也是充斥着他人的世界。“画里的角色，彼此观望，但又彼此存在于自己的框子里，很想拉近关系，又怕伤害自己。”

　　星期日：我在你的画里感受到一种孤独。

　　常锦超：嗯，2002年高中毕业后我去新加坡读书。新加坡是个亚洲国家，非常小，但对我来说，去那里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感觉很陌生、紧张、压抑，刚开始的时候也找不到释放压力的方式。

　　星期日：我猜你一直是个“乖”孩子。

　　常锦超：是啊，特别乖，之前我从没离开过家，成天和父母腻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妈妈都安排得很好。那时画画不是为了想要表达什么，完全是为了考上美院。而到了新加坡，突然就必须独立了，不得不去面对。身后是家人指望我出人头地的期待，不能退。头几年，我过得很迷茫，换了好几个专业，感觉生活挺悲观的，孤独，无聊，没有方向感。那时，看了很多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剧本和小说，特别喜欢《等待戈多》这类的荒诞剧。2006年的时候，我开始画画。

　　星期日：从作品的名字来看，荒诞派的东西进入了你的绘画。

　　常锦超：嗯，那时候画了很多看客（图一）。当时，我有一种恐惧，很害怕被看、被评价。得不到认可，心里就很难受，一直克服不了这种心态。所以，我就画了这些小小的箭，毛茸茸的。它们并不致命，不会给你狠狠一刀，杀不死，但刺在身上会感觉到痒，触痛。

　　星期日：当时你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常锦超：在新加坡的时候，一有假期就回家，好像对家里很割舍不下。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和妈妈说，但发现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总是这样的：回家第一天还挺好，聊得挺热烈，第二天就不行了。说着说着，妈妈和我的情绪会突然变得很不好，就会起冲突。她总是批评我，说哪个熟人的孩子混得怎么怎么好。我有时候觉得，你真的是想和我说这些吗？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我在意妈妈说的每一句话，但当我们争吵，她那么直接地表示对我的失望，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很生气，也很难过，她是我最亲近的人，却不是同类人，我在她那里始终得不到理解和认可。

　　星期日：你和妈妈的关系有些纠结。

　　常锦超：妈妈这个人，说不清楚是是自卑还是骄傲。从小到大，她总是用命令式的口吻和我说话，总是说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她很强势，但也真的很爱我，我对她也很依恋。我有种感觉，好像觉得我不只是她儿子。

　　星期日：妈妈会经常来新加坡探望你吗？

　　常锦超：读书五年里一次都没来。

　　星期日：听起来有些矛盾。

　　常锦超：我妈好几次提出要来看我，都被我拒绝了。好像我当时没有能量招待他们，领着他们到处玩。当时我处在一个孤独、自由、散漫的生活状态，如果他们看到，会担心、责备这种状态。他们希望我每一分钟都在忙，一散漫，他们就很着急。下意识里，也许我希望离妈妈远一点，保护自己的思想不会被她左右。那种自由的状态很难得，我不希望被打搅，这样的状态能多久，就过多久。

　　星期日：我的感觉是，那时你和妈妈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了，你觉得呢？

　　常锦超：是的，去了新加坡后，我开始希望有平等的交流。那时候虽然迷茫，但我开始思考自己是谁，艺术创作是为了什么。到第四年的时候，我逐渐融入新加坡这个“外国”，开始喜欢喝一块钱一杯的本地咖啡，吃当地炒面……我感觉自己有些变化，开始认识到自己体内的东西。

　　星期日：你在自己的体内发现了什么？

　　常锦超：很多情绪，经常反复，难以控制。我发现自己敏感，羞涩，同时有些方面又很大胆。那时，对自己内在的情绪和感觉比较清楚。这也和当时的艺术训练有关系。我们要做很多计划书，每个计划书老师都要求写清楚，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怎么做？这样的训练，帮我认识自己的内在。

　　星期日：创作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常锦超：当时的状态很好，特别喜欢画画，好像有很多很多东西想表达，慢慢也形成了一种风格。当时在新加坡和国外举办了几个画展，反应不错。恐惧慢慢消失了，觉得陌生的人和环境是可以接近。我感觉有了一种力量。这幅画就是那时候画的，我好像有可以把自己举起来了（图二）。

　　星期日：父母对你的变化怎么看？

　　常锦超：那时候，我也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取得的一些成绩。他们的反应和以前不一样，很安静。这种安静里，他们对我的掌握放松了，但好像没有我想像得那么高兴。

　　星期日：因为这个画展，你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作品，当你和它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常锦超：我忽然发现，我所有的画好像都围绕着沟通的问题，自己和自己的沟通，自己和别人的沟通。这幅画（图三）也许表达了我对沟通的感受和思考：沟通常常是困难的，不直接，充满了试探、扭曲，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

　　星期日：不过，你和自己的沟通比以前好了。

　　常锦超：是的，现在，父母已经不太告诉我怎么做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心里还是渴望有人能够指引未来的方向，但也不是完全慌了。

　　常锦超曾在新加坡举办过一个画展，名叫“一个叫做‘外国’的地方”。“外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名词，不如说是一种心态。无论是在老家沈阳、新加坡、还是上海，常锦超都有一种“外国”的感觉。家庭曾经给予他的确定感和安全感已经回不去了，或者说他不需要了，正是分离带来的孤独让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开始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