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东勤

　　大姨搬进了临街的新宅子。搬进新宅子的大姨，一直病来病去的。八十岁的她，走路就像在水上漂着。用她的话说:“人一老，换个地方脚下就扎不住根了!”

　　大年初二的下午，我和弟弟一起去看她。从车上下来，隔着院子就望见了大姨，她正揣着两手、侧着脑袋向街上望着。

　　我们叫着“大姨”迈进院子，她也迎着我们疑疑惑惑地走出堂屋，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都到跟前了，也没听她答应一声。

　　娘仨个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站在屋外的风口里。

　　“毕竟岁月不饶人。”仅仅几年，大姨变了，我们也变了。我盯着大姨空荡荡的新宅子，心上像结了一层寒霜。

　　这工夫，大姨几乎贴着我们的脸看了半天，两次白内障手术把她的视力最大限度地挽救到了0.3与0.4的低视水平。

　　但大姨终于认出了我们。

　　接着就是那一声惊呼:“俺的娘哎，这不是我大外甥和二外甥吗?”拉住我们的手走到她屋里，再没把手松开。

　　我问她何时搬出的老宅子，大姨长吁了口气，没有接话。

　　我只好一边随口应付着大姨的问候，一边打量着这间冷清的屋子:地上是一层光秃秃的红砖，砖缝里塞满了果皮垃圾，西墙上有两道明显洇渍的痕迹。这么冷的天，两扇门都开着。一个煤球炉子放在屋子当中，上面坐着一把脏兮兮的铝壶；一张老式木床紧靠着东墙，上面叠着两床斑驳的土布花被，退色退得已辨不清底色是蓝还是青。

　　我猛不丁打了个寒噤，这新屋也太阴冷了。不由得怀念起早些年到大姨家的情景来，那时候大姨还住在她的老宅子里。

　　老宅子用黄土打的围墙，麦秸苫的屋顶。房子虽然矮一点，暗一点，但夏天晒不透，冬天不阴冷。院子里还有一盘老磨和一棵几十年的歪脖子枣树。秋收时节，屋檐下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金黄的玉米棒子和一串一串的红辣椒；歪脖子枣树上用两根木棍交叉着搭了个底座，上面架满了黄豆棵子；用网子圈了个栅栏，靠着南墙用破蓑衣撑起一个小棚，下面依次是鸡窝、鸭窝和鹅窝。有人一来，鸡鹅鸭们就叫得格外高亢。西南角用黄土打了个牲畜栏，大姨在栏里养了一大群绵羊。

　　大姨十八岁嫁过来，就住在这老宅子里。几十年过去，大姨在这里送走了八九十岁的公婆，又养大了四个儿子。最困难的时候，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帮她换点油盐钱。

　　慢慢的，大姨就老了，和老宅子一样越来越打不起精神。大姨夫先走了，大姨的眼睛也出了问题。

　　可能在小马扎上坐久了，大姨松开手，拍了拍她的两腿:“我本来不想往新宅子搬了，活个一年半载的，就在老宅子里混完吧。可你表哥他们非让搬过来，说这里位置好，又临街，让我先占个地方，等我不在了，他们在这里开个门头。去年屋里还潮乎乎的就让我搬了过来，弄得我腰也疼腿也不舒服，光生病了。前天都到年三十了还发着烧，你表弟给拿点药吃了才好些。”

　　大姨说完，就一直喘个不停，“我感觉自己没几天活头了!”她叹口气，“不搬到新宅子，兴许我还能多活两年。在老宅子住一辈子了，怎么说也都习惯了，可这话我也只能跟外甥说说……”

　　那天临走，大姨抓着我们的手死活不肯留下给她的钱，说她活不了几天，也花不着钱了，说得我们眼泪都快掉下来。上车时，大姨竟失声哭起来，望着这个寒风中的老人，我们泪涌而出。

　　汽车走很远了，我从后窗里看到大姨还挥着手一直站在她家的新宅子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