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东

　　东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光耀灿烂，一个让你难舍难割、魂牵梦萦的古代东方之谜。

　　在当今世界尽呈纷扰、不太安宁的盛世环境里，恰好就有一部阐说、梳理、点评、研讨东夷文明发展的集大成之作摆在我们的案头，那就是由丁再献、丁再斌、丁蕾三人花费心血精力、独具创新学识、历时三年完成的巨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

　　细读下来，总体感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华民族古老东夷文化的百科全书，创新的观点内容繁多，不能一一举枚，留给我感受启迪最深刻的至少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框架体系宏大，内容丰富充实，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巨著

　　全书主要来源于研究对象的恢宏广袤。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涵盖了人类诞生以来的各个领域和时空，包括史前的混元时期、传说时代和文字记载历史。

　　关于中华民族“夷”的名称，一般认为约产生于夏代，在商代甲骨文中，“夷”字经常出现，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外围周边的部族。东夷文化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形态。

　　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依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音如磬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东夷骨刻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中华大地上文明社会的开始。

　　在这样一个时空巨大的范畴里，作者主要以“东夷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山东”为研究讨论对象，以“东夷文化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源头”为中心论点，以作者所阐述的“后李文化时期东夷先民开始定居从事种植、养殖业为起点，经过北辛文化的过渡、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以父权制为特征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以及手工业的普及、礼文化的出现、贫富的阶级分化日趋明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形成、龙山文化初期的指事、象形文字初步取代“结绳记事”，特别是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城市的出现”等考据成果为充分论据，全面论证了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五千年东夷文明发展历史的辉煌成就与文化贡献。

　　全书共分十九章93节，约90万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蔚为大观。作者依据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的遗存、考古的成果和史籍的记载，围绕中心论点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有凭的论证，涵盖了文明起点、文化始祖、文化融合、和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影响、军事兵学、文学艺术、教育传承、医学科技、礼仪旅游、经史宗教、文字释读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东夷文化的重要遗存——骨刻文的系统破译和解读方面更是独具创新、史无前例，为殷商甲骨文已释字和未释字的进一步解释和修正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新佐证。

　　二、观点鲜明深刻，立论独辟蹊径，具有诸多自家独到见解

　　作者明确提出了“东夷文化就是中国华夏文明真正源头”的鲜明观点，并把它作为本书的总立论，加以阐述，让人们对中国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具有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究，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本书却依据自身的深化研究，坚持此观点并加以条缕清晰的阐述明辨，由此力图说清楚与其它几大考古文化的发展关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启迪和理论思考空间。主要包括:

　　一是关于中华民族是否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作者提出了自己肯定性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论证。这一问题虽然在国内外的学术界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很遗憾迄今尚没有一篇科学完整的文章来加以系统的阐述，令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其观点。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看做文明时代始点的观点，大汶口文化时期骨刻文的出现，铁器的使用，礼器的大量应用，以父权制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的产生，一夫一妻制的实行，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大汶口文化后期城市的出现，这一切均证明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由此肇启，这一切正是本书所要阐述验明的中心论点的前奏。同时，本书论述证明，大汶口文化经过两千余年的传承成为齐鲁文化的滥觞，齐鲁文化又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流传影响至今。这也是全书论述的重心所在。

　　二是关于中华文明源头的说法也众说纷纭，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河南、山西几处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上，对于海岱地区东夷文化的文明源头熟视无睹，尤其是对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认知价值更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书充分挖掘了大汶口文化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地位，以其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之源，因为它上承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下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相衔接，中间没有任何断缺，这是目前国内发掘的任何其它文化型态所未有的。而且，史书记载的黄帝时代与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年代基本吻合。父权制、一夫一妻制、阶级、礼仪、国家也都是从大汶口文化开始。作者经过严密考证论述，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政治、经济、兵学、科技、医学、旅游、文学、艺术、礼仪、教育、经史、宗教、文字等诸多文化形态无一不是首先发轫于东夷，然后交流融合发展于周边的部落氏族，这一切又与上述的考古发现、史籍记载重合，可谓考证有力，理由充分，令人信服。五千年前的东夷文化就是中国华夏文明的源头，这既是全书的中心论点和总论点，又在其它各类文化形态的阐述中构成了诸多分论点。

　　三是关于中华民族许多重要文化形态大多兴起于东夷的阐述，也是本书所强调的重要立论。过去人们只是提到了铁器的考古发现，以至于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众多的内棺外椁，却没有进一步进行思考，这些大型的木材是如何加工成型的。本书以严谨的逻辑推理，论证了大型木材的加工成型只能是铁器使用的见证，填补了五千年前没有金属考古发现的缺陷，而金属的使用正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农民工”的出现又是东夷部落率先进入人类文明社会的又一重要标志，它意味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当然，在这里只是借用了当今社会“农民工”概念的称谓。实际上这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百工之人”活动的亦工亦农的农民，也就是五千年前的“农民工”。不同的是那时还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当时的“百工之人”是以手工业劳动为主，数量也不是很多。然而，这正是古代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应该说这是标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一直持续了整整五千余年，成为特有的华夏文明生产方式，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它民族。

　　四是关于对夏、商、周奴隶社会是否真正存在问题的讨论，这是本书作者的重要贡献和特别用力的地方。本书对于中国夏、商、周时期奴隶社会存在的否定性观点十分明确，但是论证又另辟蹊径，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人民公社仅仅存在了短短20年的实践，这一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有力事实证据，科学推理出奴隶社会不但不适应夏商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而且会产生严重破坏当时生产力的可能性，从而充分论证奴隶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判断，这就使夏、商、周奴隶社会说处于几乎无力反驳的境况。这样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解决了我国教科书一直沿循的夏、商、周奴隶社会存在的观点，可谓又一重大学术贡献。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