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阴堂寻痕
本报记者 林环 张骏 周楠
从南京西路拐进铜仁路，没几步就走到了南阳路，这是一条幽静小马路，两侧点缀着酒吧、咖啡馆，安静中透着休闲，与繁华时尚的百货金三角“梅恒泰”仅一街之隔。
鲜为今人所知的是，在这里，曾有一幢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与百年前那翻天覆地的一刻息息相关：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礼仪，随后颁布《逊位诏书》。
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
第二天的《申报》第二版，在最显要的位置发表了一篇名为《今岁之新纪念》的评论：“此一岁之事实，辟夏商以来之创局。由专制而渐趋于共和，惊波骇浪，变故横生，惶惶乎。过渡时代之壮观，颇足以注射吾人的眼帘耳鼓间。”
专电一栏，则特别用加粗的字体写道：“清廷逊位诏书今日（廿五）（注：2月12日）已下。”
百年时光转瞬即逝，而惜阴堂的身影，也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正是在这里，南北双方达成清帝退位的密约；也是在这里，清末状元张謇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初稿。
上海与“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20日的《申报》，在名为《中国光复史》的栏目下，特别援引了“西报记第一日议和情形”：
“大陆报云十月二十八日（此为旧历，应为1911年12月18日）下午，中华民国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与清议和使唐绍仪，各携参赞，在大马路议政厅密议媾和条件，历4小时之久。”记者由该会某参赞处探悉伍君曾向唐君提出民国要求各款如下，第一条便是：“清帝应废”，“代以共和政体”。
这一历史性的场景，便是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首次会谈——武昌起义后，随着各省相继光复，清王朝已处分崩离析之状。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等所著《中华民国史》记载，“清政府为继续挽救危机，一方面于1911年10月30日下罪己诏，表示治国无方，要继续实行宪政；另一方面，决定接受袁世凯的条件，借用袁世凯的实力反击革命力量。11月1日，清廷宣布，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大臣，由此，袁世凯全面控制了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大权。”
此时的袁世凯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双方原定在汉口举行谈判，但最终，地点定在上海。
对此，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解释：“这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有关：上海处于江海之会，南北之中，当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以及人赖以活动的体制。”
谁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据《上海近代史》中记载，“张謇、赵凤昌等东南立宪派为了便于施加影响，坚持改在上海。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同样想操纵和谈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12月2日，有影响的英国商人李德立致电袁世凯，请他指派全权代表来上海谈判。10日，李德立又致函湖北都督黎元洪，称在上海议和最属相宜。17日，北方代表唐绍仪等人抵沪。”
这些人中的关键人物赵凤昌，当时就住在上海。他曾做过张之洞幕僚，与湖北新军领袖关系密切，而赵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府中的高级幕僚，赵凤昌与袁世凯也关系甚密。不过，虽为立宪派代表，其时，赵凤昌的立场已悄然发生变化。赵凤昌之外孙、94岁高龄的杨小佛告诉记者，武昌起义后，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赵凤昌，曾分别致电清廷要员、旧友唐绍仪等人，电文结语都是“以保将来中国”，可见赵凤昌对清廷已不大抱希望。
“租界也是重要因素。”杨小佛用“微妙”来形容“租界”。“在租界谈判，不管是旧官僚、立宪派还是革命党，言论比较自由，人身安全也靠得住。”当时赵凤昌和张謇正是通过英国驻沪领事，向英国公使传达了在沪谈判的建议，由英国公使转达袁世凯方面。“袁世凯对洋人还是有几分忌惮，乐得接受这个建议。”
“民国产婆”赵凤昌其人
赵凤昌，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清末民初著名政治人物，亦是惜阴堂的主人。
关于其人，有两句评价流传甚广。一为黄炎培所言，“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二为张謇友人刘厚生的戏赠外号，“民国的产婆”。清末还有一句讽刺之言腾播朝野：“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据民革上海市委联络部部长马铭德介绍，此语出自当时深忌张之洞与赵凤昌者，虽品位不高，却也相当佐证二人交情。
葛剑雄告诉记者：赵凤昌起家，就是因为做了张之洞的幕府，权倾一时。正因此，政敌扳不倒张之洞就攻击赵凤昌。“赵凤昌很有能耐，但如果不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张之洞，如果不是上海这个‘码头’使他得以联络周边的政治势力，那么赵凤昌跟辛亥革命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关系。”记者所采访的另一位专家——市档案馆编研部研究馆员陈正卿持较保守观点，但也同意：赵虽非领袖级人物，但人脉丰沛，穿针引线，故确在南北议和的幕后起到相当的作用。
现存国家图书馆的《赵凤昌藏札》，为赵凤昌与当时各界高层人士的往来信函合辑，共计109册、2729通（件）。这份被史家誉为“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可再证赵凤昌极其深厚、广泛的人脉。
据《赵凤昌藏札》记载，1911年11月21日，赵凤昌之妻弟、袁世凯幕僚洪述祖给赵凤昌写信，正文首句是“上月初在少川（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信后附有其所拟诏书一份。学界认为，该诏书有可能为洪在赵授意下，所拟清政府停战议和、共商宪政的诏书。
早在1911年10月底，赵凤昌就曾授意洪述祖这位他在北方的重要联络人，说服隆裕太后立即实行宪政，然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仍不肯接受。洪述祖在信中告知赵凤昌在北京游说的情况：“于二十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 （注：庆亲王奕），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二十九日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
数日后，南北议和谈判开始。12月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5次公开会议，但这只是桌面上的例行公事。当时参加和谈的人曾回忆，唐绍仪和南方十七省会谈代表伍廷芳白天在公共租界市政厅商议停战，“板起面孔，十足官话”，晚上则同往惜阴堂，此时谈的，已是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谁来主政，以及怎样让外国承认等核心问题。
“1月中旬，清帝退位的诏书在上海拟好，再送到北京给袁世凯过目，最后以隆裕太后的名义发表。赵凤昌的幕后工作不可小觑。”葛剑雄说，“这当然不仅是赵凤昌一人的智慧，而是一批比较务实、讲究实效的人最后化解了难题。”
杨小佛认为，“赵凤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点上也毋庸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除了憎恶清廷的腐败孱弱，也难说他是什么派系的人。让人敬佩的就是他眼光长远，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
退位诏书或起草于赵宅
关于惜阴堂，刘厚生在其所撰《张謇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
后人考证，1893年，赵凤昌遭革职永不叙用。张之洞为慰藉赵连累受谴，特于湖北电报局给予挂名支薪。自此，赵凤昌在上海南阳路筑花园洋房——惜阴堂定居。
杨小佛说，赵凤昌到上海，即便有实力在租界买10亩地，以他的眼光也会去做投资，而不是拿来盖房子，因此推测建惜阴堂应是张之洞在背后授意。上海地位重要，张之洞相当于设了一个“驻沪办”，方便与各方势力打交道。
1911年12月17日，代表清廷的北方代表团到达上海后，唐绍仪住戈登路英商李德立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附近的沧州饭店，两处离赵凤昌的惜阴堂不过饭后步行的距离。
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达成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
至于那份清帝退位诏书是谁起草的，说法很多。张謇学生刘厚生口述写成的《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的回忆》称：南北议和代表推张謇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后，“季直先生初既徨于执笔责任，又踌躇于如何落墨，见询予以隔室，即上海小东门大生二厂办事处”，刘厚生表示这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慨然承当，遂动笔在二三十分钟内草就，然后“执示季直先生”。而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则记载：“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宅起草，乃出张季直（注：张謇）手笔。”赵宅，即惜阴堂。很有可能，刘厚生写成草稿后，张謇在惜阴堂修改确定了诏书，再电传袁世凯。
和谈双方就“清帝退位、变更国体、袁世凯当总统”达成一致后，接着就是内阁班子问题，袁世凯希望唐绍仪当内阁总理，而国民党希望他们的人来当，以制衡袁的势力。双方僵持争执不下，袁世凯更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这时，赵凤昌进言，何不让唐绍仪加入国民党？据当时与会者回忆，这一建议刚提出，孙中山和黄兴便带头鼓掌，随即会谈双方掌声一片。“唐绍仪是广东人，孙中山的同乡，曾赴美留学比较西化，国民党都还能接受他。”杨小佛解释。
南北谈判，扯皮的不仅是总理位置，在一些机要部门，双方也都相持不下，尤其是掌控军权的陆军总长。南方代表提出陆军总长由黄兴来做，袁世凯希望段祺瑞来做。后来，还是赵凤昌提出：黄兴做参谋总长，段祺瑞做陆军总长。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申报》议“清帝退位”
在赵凤昌曾投资过的《申报》以及当时颇具影响的《新闻报》上，记者也寻找到不少有关“清帝退位”的蛛丝马迹。
1912年2月12日的《申报》，有这样几则相关要闻：一是《袁世凯又乞援于英使》，“旧历十八日（注：2月5日），驻京外交团由英使领衔照会袁内阁，催请速向民国政府商定一切条件，务于年内和平解决颁诏施行，以免中外商民接受损失。”另一则是《南北磋议共和要电》，报道“黎副总统致南京政府电”，提出“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消临时大总统……应以两方同时商定，即以退位之时，为共和临时政府成立之日。”
当天，《新闻报》的头条新闻是发自11日北京的专电：“逊位谕旨今日又大加改削准年内宣布”；翻到第一张第三版，则是“上海伍代表……赞成共和不忍生灵涂炭”。
显然，虽清帝逊位之议早已公诸舆论，但直到2月12日这一天，紫禁城内皇帝已在颁诏退位，沪上报章还在讨论“逊位谕旨年内宣布”，“年内和平解决颁诏施行”。当然，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和手机，消息传播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迅速，但另一方面，可见南北和议的博弈之难、时局陡变之快。这一点，从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也可窥知，全文短短369字，却体现了多方的思想取向与利益诉求，融合了各方，包括南北双方阵营，以及各自阵营中不同派系的观点。
至1912年2月13日，巨变已酿，《新闻报》的头条新闻是发自12日北京的专电：“内阁改拟诏旨仅有退政字样今日宣布”。《申报》除刊登“清帝逊位诏书已下”的简短新闻外，评论振聋发聩：“辟夏商以来之创局”，表达了自己对大清皇帝退位的立场，果断迎接新时代。
有趣的是，1912年2月22日，清帝退位10天后，《申报》刊发一则《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绘声绘色地披露了清帝退位之日的宫中奇闻：早9点，袁世凯于养心殿进呈退位诏书，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小皇帝“见状亦哭”，袁世凯和众大臣皆“同声一哭”，大家互相安慰来安慰去，搞到后来诏旨宣布时，已是下午4点。后来，隆裕太后还对袁世凯表露出“甚恨诸亲贵”，大骂他们只知道揽权受贿，误了国家，引来了奇祸，如今又纷纷逃散，“岂复有人心乎”。
然而，无论皇亲贵胄们如何惆怅于帝制的消亡，共和已乃人心所向。对新政的拥戴，《申报》上的广告比新闻直白许多。1912年2月12日一则上海南京路精益眼镜公司的广告，赫然写着：“爱国民之新制，爱国诸君鉴。”清帝退位之后，旋日《申报》一则“补脑汁”的广告就打出“共和”的招牌：“共和国民注意，艾罗补脑汁，卫生之宝物，日服旺精神，又长新知识。”
历史的潮流，确然不可阻挡。
惜阴堂的前世今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方平，专就“惜阴堂：私宅与政治集议”做过研究：“由于赵凤昌阅历丰富，人脉深厚，又熟悉政情，洞悉时事，因而惜阴堂一直是上海地方绅、商、学界聚谈集议的主要据点之一。”
比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赵凤昌致电邀请黄炎培等人，与张謇、马相伯等“商讨时局前途应付办法”——这是在惜阴堂。
又如，1911年12月1日，黄兴到了上海“谋政治统一”的第一步，就是与张謇等人会晤——也是在惜阴堂。
再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抵达上海。次日会见各省代表、征询意见，此后又多次前往就“统一建国诸要端”磋商——仍是在惜阴堂。
1911年12月初，清廷主政的袁世凯内阁派遣唐绍仪等人，来南方与独立各省协商和议大事。17日，唐绍仪一行经武汉转至上海，他和其他代表下榻之处，都离赵凤昌的寓所惜阴堂很近。当晚，唐绍仪不辞辛劳“来惜阴堂深谈”。
12月18日，议和正式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但实际上真正的交易则多在幕后议和的地点——惜阴堂。
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达成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在赵凤昌、张謇等人的筹划下，又在惜阴堂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至此，和平统一、创立民国的大局已定。
惜阴堂的地址，解放后更名为南阳路154号，原建筑已拆除，如今是一幢十多层钢筋水泥的大楼。“后来我也曾去过几次南阳路，惜阴堂在解放前即被国民党作为敌伪产业处理，解放后那里办起了一家冰箱厂，再后来冰箱厂没了，现在是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杨小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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