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前科”没能阻挡潘辉强成就义勇之举，当然也不应成为事后评判上的身份障碍。若将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候选对象限定为“无前科”，则无疑会将对应的“有前科”的公民都排斥在外。这不但是一种公然的身份歧视，甚至还构成一种蔑视。

　　据新华社报道，江西省贵溪市青年潘辉强勇斗持刀歹徒身负重伤，当地镇政府主动为他申请见义勇为荣誉称号。材料报上去大概两三个月后，有关政府部门却以潘辉强有犯罪前科为由予以拒绝。潘辉强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前几年在福建打工的时候，帮几名实施盗窃的朋友开了两回车，也因此服刑9个月。 “我当时救人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荣誉，见义勇为的称号对我并不重要，但因为说我以前犯了案子而评不上我就不能接受。 ”潘辉强说。

　　见义勇为者有前科，还能不能获得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这个问题本身就有歧视之嫌。见义勇为荣誉称号对应的虽然是人，但肯定的却是这人做的事。同样是路遇不平或路见危难，出手还是不出手，并不取决于户籍、学历、年龄、职业或有无前科等标识，而只取决于具体的人。这人出手相助了，堪称见义勇为，我们就应肯定其行为。一样的境况，一样的英勇，不能因为没有前科就是英雄，而有前科，就连给予见义勇为的评价都不行。“前科”没能阻挡潘辉强成就义勇之举，当然也不应成为事后评判上的身份障碍。若将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候选对象限定为“无前科”，则无疑会将对应的 “有前科”的公民都排斥在外。这不但是一种公然的身份歧视，甚至还构成一种蔑视。

　　给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意在扶正压邪、激浊扬清，并激励更多人成为见义勇为者，成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仅仅因为挺身而出者有前科，就剥夺其见义勇为的荣誉，这是“贴标签理论”在某些人观念中的自然流露。在这些人眼里，一朝为盗，终身为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有前科者却能见义勇为，这就是向善的表现。倘若勇者有前科，就不能认定见义勇为，那倒要问问，彼时前科和此时的见义勇为，难道相互矛盾？这不是穿越剧，如此嫁接毫无逻辑可言。

　　当然，如此令“英雄气短”的身份歧视，并不是个案。去年在深圳，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例子。有媒体还专门发起网络投票，对有前科者能否拿见义勇为奖，51082名参与投票的网友中，有50758名网友支持能拿奖，占99.36%。这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是一种难得的社会共识。

　　我们也不应忘记，佛山“小悦悦事件”虽已过去一段时间，但那些冷漠的路人，至今仍让我们心悸不已。它映照出的，是见义勇为者的稀缺。也因此，每一位见义勇为者，都值得尊重，也亟需认同。这世间本没有完人，过去那些“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似乎也不再契合如今这个时代。生活中的勇者更具榜样的作用。榜样就应该是鲜活的人，而不是人造的形象。潘辉强在生活中未必事事都值得我们学习，但其见义勇为之举 （哪怕只此一次）理应得到肯定。英雄莫问出处，见义勇为的荣誉认可，也请莫问有无前科。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