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声

　　广州市公布《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属于无主的财产，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到物品的人。如果失主领回物品，可自愿按照遗失物品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如果新闻媒体报道属实，那么，广州市的这项规定还有进一步修改的空间。

　　首先，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拾金不昧者拥有报酬请求权，因此，不管广州市的规定是否存在，拾金不昧者都可以向法院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我国物权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和比例，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遗失物品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可以折算成金钱，有的则无法折算成金钱；有些可以进行市场价格评估，而有些则无法通过市场评估确定具体金额，因此，如果强行规定10%的奖励金额，现实生活中反而会难以操作。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物权法的时候，只规定拾金不昧者拥有报酬请求权，而没有规定具体的请求数额和比例。广州市的这项规定实际上是想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其次，自愿原则是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原则，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拾金不昧者获取报酬的数额，但如果上升到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层面，就很难遵循“自愿原则”。广州市在制定有关规定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与我国物权法相衔接，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如果当事人协商不成，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行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宜规定此类问题，因为这样做会剥夺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第三，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如果财产属于无主财产，那么，法定期限过后应当上缴国家，而国家财产适用严格保护的原则。因此，政府将属于国家的财产拍卖，并且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用于奖励拾金不昧者，最好是由国家的法律作出规定，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宜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规定。

　　不少人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认为法律规范应当充分考虑到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准。既然拾金不昧尚未蔚然成风，那么，法律就应该作出明确的规定，为拾金不昧者主张自己的权利提供法律依据。

　　物权法之所以不规定具体的数额或者比例，是因为社会关系千差万别，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充分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司法经验，结合具体的案件作出判断。如果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规定得过于死板，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权利义务不对称的现象。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自愿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由司法机关介入裁量。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既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同时又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部分学者认为，当年孔夫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弟子，将本国奴隶赎回不到国库领取赎金，就是害怕提高了道德的标准，从而不利于本国奴隶的生存。其实，这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民事法律关系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政府奖励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形成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原则，不宜把二者生拉硬扯在一起。

　　部分评论者认为，绝大多数拾金不昧者不愿意行使报酬请求权，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如果自己的财产遗失，当然希望好心人能“完璧归赵”。如果法律或者法规强制要求必须支付一定的财产，那么，在道德上反而会有所亏欠。正因为如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规范此类行为时，反复强调自愿原则，只有在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法官才会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支持拾金不昧者报酬。这种把自愿原则放在首位的做法，恰恰反映了人类文明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因为只有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准则下，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民事法律规范的主要功能在于明确民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正因为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因此，才有必要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考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不考虑遗失物品的价值属性，要求遗失物品的所有权人都必须拿出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那么，有可能会产生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现象。在大额金钱面前，可能会引发激烈的争执；在价值难以估量的物品面前，可能会让法官犯难。所以，广州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强调政府的妥善保管责任，也可以按照我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提醒当事人及早到政府的寄存处领取物品，但是，最好不要在具体请求数额和比例上作出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