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李冰 孟翔鲲

　　公安:反扒入刑威慑效果好

　　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反扒队队长张亿对于将扒窃入刑十分支持。“扒窃行为表面看起来危害性比刑事案件小，但因扒窃引发的重大刑事案件却不在少数。”张亿介绍，因为扒窃针对的大多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扒窃过程中容易被受害人发觉并引发争执。而犯罪嫌疑人身上往往会携带刀具，在他们着急脱身的时候很可能会危及受害人人身安全。

　　“以前，对扒窃数额较少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行政拘留或是说服教育，最多也就是关上15天就会被释放。久而久之，很多犯罪分子习以为常，不害怕了。”反扒队民警曹丰告诉记者，那些被抓几次的“惯偷”在认识民警后，再作案时，对便衣抓捕、跟踪等都能轻松应付。

　　“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伸手被捉，就会依照程序进入刑事诉讼过程。”曹丰说，入刑之后，犯罪嫌疑人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这样一来，他们想动“恶念”时就不得不先“掂量掂量”了。

　　“而且，入刑以后被判处的是刑事犯罪，如果五年内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就按照累犯加重处理，这也是对犯罪嫌疑人有威慑力的一方面。”张亿表示。

　　法院:

　　资源消耗大，需司法解释

　　“扒窃入刑确实对犯罪分子有所威慑，但部分案件涉及金额较少，究竟判多久的刑期合适，意见有时难免出现分歧。”扒窃入刑以后，济宁市中区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庭长李军审理过几起扒窃案件，“像我碰到犯罪嫌疑人是聋哑人的情况，这类案件因审理过程不顺，相对而言，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李军对此有些困惑，扒窃入刑本来是让老百姓欢迎的好事，但是目前司法部门推行起来却并不顺利。

　　李军介绍，审讯聋哑人就需要为其请聋哑翻译，这是一笔大花销，而且还不容易找。像上述扒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孙某就是一个聋哑人，从被逮捕接受法院审讯，都需要翻译在场。“一场官司下来就要花费四五千元，这对司法部门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同时，对此条修正案司法解释的缺失也为审判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对扒窃的界定就是争论的热点之一。李军介绍，现在司法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扒窃是针对受害人随身携带物品的偷盗。

　　“现在比较常规的理解，只要是在视线可以控制范围内的物品，都可算作随身物品，但这个界限并不是十分明确，在具体案件中，往往还会引起争议。”李军无奈地说。

　　“在这些争议点上，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就难免出现不同的解读版本，案件审理很难达成共识，这就导致原本案情并不复杂的扒窃案件，审理周期都相对较长。”李军表示，希望相关的司法解释尽快出台，对这些方面作出清晰的界定。

　　◆新闻背景

　　从2011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推出“新规”将扒窃行为入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济宁市也相应办理了一些案件，然而，记者采访发现，扒窃入刑这一老百姓拍手叫好的大好事，推行过程中却并不“轻松”，对于扒窃是否一律入刑、扒窃入刑效果是否显著，以及量刑的界定等问题，仍不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济宁案例

　　2011年7月24日上午，济宁市市中区公安分局反扒队的三位民警在102路公交车上抓获两名扒窃犯罪嫌疑人。办案民警清点发现，除身份证、会员卡、银行卡外，被偷的钱包里只有一块五毛钱。

　　8月29日，嫌疑人孙某因扒窃被依法批捕，11月24日，孙某扒窃案在市中区法院接受了公开审理，最终孙某被判以拘役4个月，并处以罚金1000元。

　　◆群众声音

　　家住济宁市中区的刘女士曾经在公交车上被扒窃过两次，在得知扒窃入刑后，刘女士拍手称快:“小偷的行为影响很恶劣，受害人可不少啊。就应该好好治治他们，为大家伙儿出出恶气。别的不说，能多关他们一段时间，也能少点人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