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广州数名女大学生在越秀公园旁边的公厕上演了一场“占领男厕”的行为艺术。她们希望借此立法增加女厕位数，使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达到2:1。（2月20日《南方都市报》）

　　俗话说：人有三急。但再急，却不比内急时还需排队多时更让人心急的事儿了。可倘若你注意观察也会发现：在公共场所中，车站、商场、公园、饭店……女厕前排长龙、男厕空空如也的景象，几乎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固有风景。这样的场景，让人遗憾地多年没有改变。

　　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广州女大学生上演“占领厕所”行为艺术，就不仅是一种女性公共空间权利表达，而更是一种公共空间合理配置的诉求。倘若说公厕的广泛修建，尚算关联大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如何让这样的资源配置更合理，让公众更高效便捷地使用这些公共资源，就是需要探讨的民生故事。它与性别无关，却与公众诉求、公共配置合理度关联，不是轻易调笑置喙的事情。

　　男女厕所比例究竟多少才算最合适？在没有翔实的数据调查前，似乎不好做决断。但放眼现实场景，也不影响“女厕位应多于男厕位”的常识判断。在这方面，向来处于急先锋的美国，乃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曾有过烽火连天的女性厕所革命——为厕所合理配置改革立法，甚至还衍生出了男士为女性入男厕把门的“礼仪文化”。

　　事实上，在内地，去年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曾就此作出提案建议，当地城管委也回应将对此立法。这种从两性不同生理特点出发，对女性权利进行立法保障，对城市公共空间按需求更合理配置，大概也算是“安得广厕千万间，大庇天下内急女性俱欢颜”了吧。

　　但任何公共空间的改变，从权利争取、立法讨论到规划设置、实地建造，都是漫长的过程。如何在建造之初，就科学论证，按需求合理配置；如何在公共场所建造之前，就预留弹性空间，以使发生变化时更高效地重组配置。这恐怕才是“占领男厕”后，我们真正应该思索的问题。本报评论员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