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晚，山西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杀害，犯罪嫌疑人是死者妻子的哥哥周云。次日中午，周云被抓获，据其交代，因多次找王伟国要求在退休前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工作并要求调整儿子的工作单位均未果，心生不满，遂对王伟国产生报复念头，行凶杀人。（据2月20日《京华时报》）

　　做官有风险，周遭要谨慎。但谁又能想到，一位副市长，最后竟然倒在自己妻兄残忍的双手之下呢？因未能满足妻兄调动要求而丧身，这位副市长让很多人投注了充满同情与敬意的目光。当然，除了唏嘘慨叹命运如此诡异无奈，也有人由此联系特定的官场之怪现状，提出一些质疑与追问。

　　“不给妻兄调动工作的副市长就是好官吗”，这是网上的一种质疑声音。死者为大，需要人们报以足够的悲悯与慎重。不过，我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这种追问，更多的语境并不仅仅指向这位不幸殒命的副市长，而是基于极其复杂的官场环境与官员伦理进行的人性追问。即便是来评价这位未能满足妻兄私欲而罹难的副市长，也还是不应该局限在这样单一的事件之中，而应该纳入到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下，来审视其整个为官人生到底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

　　不必讳言，评价一个离世者，中国人更加注重使用“良言褒词”。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温良的传统道德伦理。这种评价，很多时候都聚焦在一个人一生中做过的哪些有意义的事情中。当然，这些事，多是好事善事以及对特定时代与社会，有着巨大贡献的事。反过来说，评价一个所谓的负面人物，也同样如此，有时甚至不惜放大某件错失之事来掩蔽其贡献之处。这样脸谱化模式化的传统人物评价，是不够客观真实的，带着太多的主观意断，很容易走向偏失。

　　这种聚焦与放大，体现在对官员评价上，有时更加明显。人们常说到中国官场潜规则，其实，对一名官员最后的定性评价，很多时候更能体现潜规则。一个最简单的现象就是，人们看到公开呈现的对官员最后评价，主要就是两种腔调——“好官”与“坏官”。这种区别，外在呈现就更简单了，往往是没有“出事”的正常退休官员，就能获得很多溢美之词的评价，甚至公众还喜欢把很多官员平常退休说成是“安全着陆”。而对“出了问题”的官员，或者进行斥责声讨，或者漠然看着其慢慢销声匿迹。问题是，在现实中，还有太多“庸官”。而且，评价一个人，真的不是一件简单进行“一刀切”的事。

　　现在，山西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妻兄杀害了，也在接受着民意与官方最后的评价。王伟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官，当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他拒绝为妻兄调动工作，的确让他获得一定的民意加分。但如果我们换个思维来看，这难道又不是一名官员本应遵守的起码底线吗？在今天，民主、法治、文化、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价值，本就应该成为官员信奉的价值。对一名官员进行评价，也不能再停留在表面的道德判断之上了，更不能背离起码的规则伦理，而应该真正纳入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视角，通过官场绩效审计，来正确评价这名官员的执致能力与社会贡献。说到底，也很简单，为官一生，为老百姓做的好事越多，就越能被视为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