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南方谈话价值和意义在于：坚持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转变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制度条件。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明确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的社会发展成就，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力地证明这种历史性选择的进步性和正确性。

　　■ 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要依靠完善市场秩序才能真正提升市场的公平性、有效性，任何阻碍或延缓改革的举措，都无济于事。

　　■ 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而言，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协调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 刘 伟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导向，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20年过去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我国的改革发展来说，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崭新的意义，这个价值和意义在于：坚持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转变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制度条件。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明确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导向，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教条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传统的突破。因为无论是西方正统的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典学说，都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两者之间有机统一的历史可能的。

　　正是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批判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推进了党的十四大关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导向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明确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的社会发展成就，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力地证明这种历史性选择的进步性和正确性，当然，这其中存在许多矛盾，伴随着社会发展也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还找不到哪一个另外的30多年，有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显著，所产生的现代化进展深刻。从经济增长来看，我国ＧＤＰ总量增长20多倍，人均ＧＤＰ增长16倍以上（均按不变价计），按汇率法计，我国47万多亿的ＧＤＰ折算为美元，已成为第二大国，占全球ＧＤＰ比重7％以上，人均ＧＤＰ已近5000美元，由一个低收入的穷国上升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从改革初期世界银行公布的196个国家和地区排序居第189位，上升为现阶段公布的20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24位。

　　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改革初期的70％以上（全球低收入穷国平均为72％），下降至目前的36％（世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0％左右），自农业中转移出来近3亿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率从改革初期的不到20％，提升至目前的51％以上，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期（30％－70％之间被视为城市化加速时期），取得了超半数的历史性突破；工业化进程按当代国际标准已从工业化的前期进入中后期，其中北京、上海及一些东部发达省市已基本实现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发展已开始出现“后工业化”时期特征；城乡居民生活中的食品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已从改革初期的60％以上（按联合国标准，60％以上为贫困状态）下降至现阶段的40％左右，其中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至40％以下（按联合国标准，30％－40％为相对富裕状态），等等。这些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与市场化的深入与完善，与改革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相关性虽然难以从数理逻辑上精确地说明，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是解释社会发展的基本钥匙，改革本身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种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必然会作用到社会生产力发展上，或推动或破坏，或解放或阻碍，因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目标导向的改革的进步性，可以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来证明。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改革不深入引起的，而不是源于市场经济本身

　　当然，这其中存在深刻的矛盾，一是由于创新力不足，导致经济结构升级迟缓，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依靠规模的扩大，而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贡献相对不足，进而导致一系列增长的瓶颈发生和加剧，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尽合理，这种不尽合理突出表现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36％的农业就业劳动力相对应的第一产业产值仅为10％；城乡居民内部相互间收入差距扩大，统计上显示基尼系数已经显著超出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平，不仅严重影响了公平目标，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效率目标，成为消费需求不足进而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三是市场秩序建设滞后于市场规模扩张，市场经济中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制度及治理结构）、交易秩序（价格决定制度及价格管理）、法治秩序（法律制度及法治精神）、道德秩序（诚信制度及守信理念）等方面不完善，严重削弱了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四是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相对落后于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文明进展中的历史冲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等等。五是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寻租”，既导致严重的腐败，同时也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严重受损，权钱交易意味着要素和机会的分配不是根据市场竞争效率原则进行，而是依据行贿力度安排，既无公正，也无效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哪些是因为我们选择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改革？哪些是源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的不深入、不完善？应当说，主要还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改革不深入，而不是源于市场经济本身。从前面所列问题看，技术创新力不足导致结构升级慢、增长效率低，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不足，制度创新不足根本在于市场竞争力不充分，因此解决的根本在于加快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尽管与市场竞争有直接关系，竞争本身追求效率第一，因而可能会损害收入分配事实上的平等目标实现程度，但一方面这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客观必然，另一方面现实中真正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并非来自真正的市场竞争，并非来自公平市场竞争中能力和效率上的差距，而更多地来自不公平竞争，这种差距的缩小，要依靠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秩序，而不是取消市场竞争。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要依靠完善市场秩序才能真正提升市场的公平性、有效性，任何阻碍或延缓改革的举措，都无济于事。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发展间的失衡，不能依靠将经济发展放慢以适应其他，而应以加快其他方面建设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否则便是破坏性地对待发展。至于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看起来与引入市场机制相关，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市场化水平不够所至，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控制的资源越多，相应的市场化程度便越低，权力部门控制的资源和机会越不是市场化配置，企业要获得资源和机会便越需要与政府权力部门谈判，正是这种谈判使寻租机会增大，权钱交易是市场化不深入，权力干预市场过多所导致，而不是市场竞争本身所内生。

　　三、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命题，重要的便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正因为这样，坚持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毫不动摇。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而言，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协调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切实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提升，从主要依靠成本低作为竞争优势切实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力高作为竞争优势。这就使得深化改革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革本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一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已从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逐渐转变为政府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调控机制的改革；二是改革的主要难点已从构建市场体制，拓展市场作用空间以替代计划，逐渐转变为完善市场秩序，提升市场竞争的公正和有效性；三是改革的基本任务已从推进商品市场化，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市场化，逐渐转变为推进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四是改革的绩效标准已从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为首要，逐渐转向全面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和推进社会发展多重目标实现为首要。

　　今天，我们重温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就是要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新的时期，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和深入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紧紧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命题；而要实践这一命题，重要的便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