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启一郎(右)的自行车失而复得 (记者万多 摄)

　　2月17日，日本来汉旅游的河源启一郎报警，称其自行车在汉街入口处被盗。经武汉市武昌警方侦查，日本来汉游客河源启一郎自行车被盗案告破。被盗自行车已被警方追回，并连夜发还给河源启一郎。（《国际在线》2月21日） 点击进入高清组图阅读

　　日本人丢车这事儿，其实没必要过度阐释。无论是丢车还是盗窃案告破，其实都是一种偶然。不能将前者简单地跟一个城市的形象挂钩，更不能因后者就说警方的破案效率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人丢车案告破”之所以引起舆论“骂声”一片，不在于国人的“酸葡萄心理”，而在于此事再一次暴露了有关部门的“选择性执法”态度，令人不安和无语。

　　笔者很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北京朝阳区北京嘉里中心饭店，王志出席某论坛期间，其两部手机被盗。警方高度重视，数小时后迅速将失物找回；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福民支行行长李先生被抢，当地警方为此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钟南山院士2006年5月8日在学校门口被“飞车党”抢走电脑，报案10天后电脑即被找回。之所以破案迅速，是因为警方“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抽调了大量人力，并为钟院士售价仅1万多元的电脑悬赏了2万元。经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排查，案件终于告破；由齐齐哈尔开往大连的火车上，车上7名日本游客可能赶不上飞机，列车长“忧心忡忡”，最后火车紧急停靠，随即警车开道，将他们送上飞机。

　　小偷也好，劫匪也罢，可不管名人还是外国友人，该偷的还会偷，该抢的还是会抢——只不过，犯罪分子不“认识”，公安机关却很“认识”——特事特办，效率超常。我不是说日本人的自行车被找回、王志手机被盗数小时破案不值得褒奖，也不是说为某个人被劫成立专案组有什么不妥，而是警方在同等案件面前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执法态度令人遗憾——只要“被抢者”是外国友人、社会名流或者一定级别的官员，警方必定“高度重视”，动用大量警力，迅速破案，而普通公众被抢报案后，警方的反应则截然不同。比如丢自行车的人不在少数，可被找回的恐怕没有几个。

　　当然，必须承认，受资源有限和警力有限的制约，出于某种社会影响的考量，警方办案有所侧重也在所难免。但这种“侧重”，是取决于案件本身和公共社会利益，还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则就是一个值得警惕和反思的问题。

　　警察作为国家机器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执法力量，其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面对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警方理应“一视同仁”，不管是哪一个公民的利益受损，警察都要“雷霆出动”和“激情高涨”，唯有这样，公共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我想，这不是一种口号，也不是一句空话。（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