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用心血写好"服务"二字（上）

　　平江起义、红五军的成立、保卫井冈山、红军第三军团的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创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滕杨方案”的问世、上党和平汉战役的决策、“长江第一桥”的建设……在中共党史和人民军队的军史上，这一个个重大事件，都与一位军队领导人、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滕代远的传奇经历紧紧相连。

　　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个显赫职位，承载着滕代远从农家娃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辉煌履历。

　　滕代远有5个儿子：滕久翔、滕久光、滕久明、滕久耕（滕飞）、滕久昕--五子登科。一封封纸色泛黄的家书，浸透着一位严父对孩子的挚爱，成为滕门极为珍贵的精神“传家宝”。

　　我们走近红门之后，尽可能追寻一段段真实而传神的历史细节，还原滕门家风传承背后的家族底色。

　　“农民领袖”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1938年5月初的一天，一个50多岁的农村老汉来到延安中央军委参谋部门前，想要进去找人，被警卫拦住了。警卫见眼前的老人一身土里土气的山乡装束，就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找谁？”老汉怯怯地回答：“我找儿子。”“你儿子是谁？”“滕代远。”

　　原来，这个自湖南大老远跑到延安来的老汉就是滕代远在老家务农的父亲滕国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滕代远的故乡也是血雨腥风，外面不断谣传出门当兵的龙兆（滕代远乳名）牺牲了，于是滕国权夫妇俩逢年过节总是呼唤着儿子的乳名，焚香烧纸为他祈福。

　　1938年春，滕代远的一位同乡从外面回到家乡，对滕家讲起了滕代远和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延安，并托信邀他的父亲去延安。10多年过去了，突然得知儿子尚健在，父母喜出望外，匆匆当田卖牛，凑齐盘缠后，父亲滕国权便秘密上路前往，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来到革命中心延安。

　　父子相见，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自己掏钱，叫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款待父亲，按家乡习俗，将鸡头、鸡尾、鸡腿敬献长辈。打过一餐“牙祭”后，滕代远便让父亲到大食堂吃饭。老人离开延安时，滕代远将身上仅有的4张5角纸币和一个红色锁口布袋送给老人家。毛泽东知道后，亲笔写信托李富春请老人家吃顿便饭，代表自己送了10块大洋，还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

　　滕国权返乡后，一些邻里乡亲纷纷围上来问：“您老的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这次回来一定发财了。”老人家调侃地说：“发什么财，穷光蛋一个，没吃，没穿，没钱用，还不如咱乡下老百姓一日三餐稀粥烂饭，快快活活过日子。”嘴上虽这么讲，但老人的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1904年11月2日，滕代远出生于湖南麻阳。小时乳名龙兆，参加革命后曾用过唐大元、李光等化名。滕代远的家乡玳瑁坡村，是个苗族聚居的偏僻山寨，当年村民们主要靠开山种薯或砍柴贩卖度日，生活十分困难。滕国权为人忠厚勤劳，耕田、犁地、插秧、锄草样样都做，是一个种田的行家里手。母亲谭桃秀贤惠能干，除担负家务劳动外，还要纺纱织布。

　　在父母的影响下，作为长子的滕代远从小就养成了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好习惯--早晚帮助大人照顾妹妹，扫地、挑水，寒暑假里为家中放牧、砍柴割草。滕代远从小就懂得节约，家里给的零用钱从不乱花。除了自己买书外，余下的钱他都积攒在一个小布袋里。

　　1921年，17岁的滕代远奉父母之约，与长他4岁的没有文化的同县农村妇女谭红玉结婚，她是滕代远母亲谭桃秀的娘家侄女。次年，生下长子滕久翔。

　　1923年秋，滕代远考取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从此，他远离家门，再也没有回过家。

　　1924年6月，在中共湘区委委员陈佑魁倡导下，滕代远与麻阳旅省、旅常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其宗旨是联合全县及旅居在常德、长沙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进步青年，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团体，致力于改造家乡麻阳。同时，他们还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社刊《锦江潮》，编辑部就设在常德二师，由滕代远任主编。在这个刊物上，滕代远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

　　1924年10月，20岁的滕代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鉴于常德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人民的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就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化名黄叔夷，后叛变）来常德建立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由谭影竹任书记。团龄较长、表现较好的滕代远等人自此转为中共党员。此后，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入党后，滕代远一面在校学习，一面用很大的精力做学生会的工作，有时还到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中做党的宣传工作。

　　1926年4月，滕代远因组织学生声援桃源女师进步学潮，被当局开除学籍。后经常德党组织的介绍，他找到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受命到湖南平江县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几个月后，又回到长沙任长沙近郊区委第一党委书记及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1927年“马日事变”前，滕代远担任湖南省农协委员长，并任湖南省委常委。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负责农运工作，来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就是由滕代远、柳直荀（湖南省农协秘书长）陪同视察了湖南6个市县，撰写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1月，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赴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28年1月至3月，他两次领导醴陵年关暴动，将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推向高潮，由此也引起湖南军阀的恐慌与“围剿”。滕代远和湘东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赣西安源，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7月22日，滕代远和彭德怀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登（顿）时满城及附近的红色标语、宣言、布告及旗帜飞扬，将那白色的恐怖镇压到零度了”。7月24日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1928年12月10日，滕代远与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会面时，他们相互握手问候，极为亲切。滕代远三子滕久明说，父亲早年近距离地接触毛泽东，在和毛泽东并肩工作中相互熟识、了解，从而熟悉了彼此的风格思路和脾气性格。

　　1930年8月23日，发展壮大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接着，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彭德怀、滕代远等为便于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提出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兵力近4万人--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许多传记文章或资料介绍中，提及滕代远在红一方面军的任职时几乎众口一词称为“副政委”。滕久明说：“母亲在世时一直强调要将父亲任职中的‘总’字拿掉，认为不能与毛泽东职务平列在一起。我们与母亲争执过，认为要尊重历史，尊重父亲当年任职的历史事实，不能拔高父亲，也不能有意压低父亲的历史作用。直到母亲去世后，我们才还原历史的真实。”

　　1935年夏，滕代远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做了题为《保卫自己和独立》的发言，着重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会后，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见。1936年，滕代远化名李光，在莫斯科出版了10余万字的《中国新军队》一书，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央红军的发展史。滕代远在苏联期间，曾同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其他代表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其中热情稳重、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林一给滕代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12月，滕代远按照中央指令返回延安，见到阔别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问了他的有关情况，然后当面要滕代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据滕久明讲：“当时毛泽东接见我父亲的时候，委任父亲为参谋长。父亲提出干不了，后来毛泽东对他说，委任你为军委参谋长，不加‘总’字，和我一起管八路军、新四军。父亲后来就没有坚持再说什么了……”

　　于是，滕代远走上了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岗位，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通过他们把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动态摸清楚，并做出综合分析。他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向毛泽东汇报，并及时把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当时的信息主要来自前方，也有些来自电讯侦察。滕代远特别强调时效观念，曾给一局立下一个规矩：凡是前方来的电文，连同译电原稿，都先送他亲自过目，做出批示后再交有关人员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报告。他每天要处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电文，从不积压。他还给一局规定每天要作分析研究，经常写综合报告，报告经他审阅后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这就为中央军委及时制定战略方针和对敌斗争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8年6月，林一与东方大学10多位同学回国，从西安与王稼祥等同乘一辆汽车到延安。滕代远以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身份慰问大家时，见到了林一好似见到了老朋友，笑呵呵地与她打招呼：“我们在莫斯科就相识了。”

　　到延安后，林一患上了贫血症。滕代远闻讯后不禁牵肠挂肚，不断地给林一送药品，给予关心和鼓励。林一从滕代远那里感受到了兄长般的温暖，他们之间开始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期间，滕代远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坦诚告诉林一自己早年有过的一段包办婚姻。

　　林一完全理解滕代远的苦衷，她对这位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的感情从敬重升华为爱恋，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这年12月，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他们结成了终身伴侣。在滕代远住的那孔窑洞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林一是位隐秘战线的巾帼。她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央社会部任机要科长、秘书长。她胆识过人，工作方法灵活多样，多次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因工作出色，贡献突出，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的褒奖。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伯承和滕代远等8人为常委。这一年，滕代远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提议出版毛主席著作选读本，以便提供给干部同志们学习。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认可，编印出版工作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组织实施。这套《毛泽东选集》中选编的书目由中央局确定。从“六大”以来的毛泽东著作、报告中选编，作为主件；从中央文件中选编与主件有关的文件，作为附件。承担印刷任务的是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经过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1948年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出版任务。

　　《毛泽东选集》两卷本（16开本，蓝色布面精装，封面中央有凹凸版毛泽东头像。收入毛泽东著作共 61篇，1035页、约95万字）的编印出版，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成为解放区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是指导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文献。滕代远当年向中央局提议出版的这两卷本“毛选”成为早期毛泽东著作的红色经典，既印证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足迹，也再现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

　　1948年4月13日，即将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在调研中发现群众战勤负担极重，以致某地“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有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许多贫雇农以至富农，均出卖儿女换三四斗粮食度荒。讨饭的更多……”

　　群众的疾苦让滕代远寝食难安，他将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紧急上报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前方浪费民力现象还很严重，不看后方如此奋不顾身的支持前线，是不会体验到前方的浪费。……要尽最大努力，减少该区战勤负担，全力组织生产，并拨给部分救济粮以度春荒。”

　　6天后，中央批转了《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要求“……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的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指示“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以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可以说，滕代远的这份民情报告在战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真言、坦率、正义秉性，源于他是农民的儿子。滕代远祖辈务农，自己从小参加农田劳动，农村生活使他了解农民的疾苦，熟悉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为此，他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把党和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如他的小儿子滕久昕所说，父亲一生耿直，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

　　“将军大老板”将天堑变通途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中央军委命令四野迅速入关，包围平津；二野、三野分进淮海，开始了平津、淮海战役。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党中央正运筹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为保证这一决策的实施，中央军委发出电令，决定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想到自己戎马生涯几十年，如今就要离开熟悉的军事工作，滕代远感到十分留恋。但同时又为全国胜利在望，即将进入城市接管铁路而感到激动和兴奋。

　　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周恩来指出：“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的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转到经济战线上来。”周恩来特别强调：“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任务是艰巨的，你要努力学习，向人民群众请教。”

　　滕代远想到今后全国铁路的运输和铁路建设的主要领导工作已经落到自己身上，感到责任重大。他满怀激情，伸手提起笔来，写下“办好人民铁道”6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将竭尽全力献身人民铁道事业的决心。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他急赴石家庄会晤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武竞天。滕代远和武竞天早就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武竞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武竞天是中央局秘书长。现在两人又走到一起，自然感到十分亲切。

　　据滕代远的秘书张宏一回忆：“武竞天召集我们秘书和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搜集、整理国内外铁道的相关资料和华北铁路的概况，向滕代远做了较为详细的汇报，并陪同滕代远部长到石家庄铁道局运输段、机务段及石家庄到德州沿线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情况。一周后，滕代远前往西柏坡，向军委汇报召开铁路工作会议有关筹备事宜和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初步意见。”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亲自参加会议，他在滕代远的陪同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后，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8日，滕代远率领先行人员，乘汽车由石家庄向北平进发。出发前，他嘱咐随行人员：“我们是军委铁道部赴北平的先遣人员，是代表人民解放军去接管铁路的，要表现出胜利之师的姿态，衣着要整洁，汽车要擦得干干净净，咱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代表解放军的。”

　　车队沿着残旧的公路颠簸着北进。沿途有很多地段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滕代远仔细地观察铁路被破坏的情况。石家庄至高碑店段，钢轨枕木没有一根，道床满是疮疤，站段一片瓦砾，机车车辆残破不堪，线路两侧到处是壕沟。看到这一切，滕代远感叹地说：“过去是我们领导军民破坏了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立了大功；现在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要赶快把长江以北的铁路主干线修通，完成党的重托。”

　　这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大楼挂牌办公。

　　滕久昕说：“从那时起，父亲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他的工作异常忙碌，我对父亲的记忆，多半也是他匆匆的脚步和伏案工作的背影。”

　　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一起重大行车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滕代远立即着手处理事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并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请求处分。他说：“管理铁路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定要从严要求，对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

　　滕代远到铁路系统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常对部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每次出差，他总是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制式大盖帽，佩戴路徽、紧扣风纪扣，一派军人风度。职工食堂、幼儿园、乘务员宿舍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他都在公务车上吃住。在行车途中，白天，他除了在公务车上听取沿途铁路局负责人汇报外，就在公务车末端的瞭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情况，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记录下来。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滕代远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长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曾如此诗赞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称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

　　滕久昕6岁那年，跟随父亲一同去武汉，亲身经历了通车典礼的全过程。那时候，滕久昕的感觉是：父亲带领贵宾们到处参观，为他们当起了“讲解员”，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呢？这还要从头讲起。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局。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下了决心，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3位一级土木工程师一下派去了两位。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203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滕代远认为，武汉长江大桥要“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100年”。他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非常重视，多年跟随滕代远的秘书卜占稳在日记里写道：“（他）每年至少要去武汉两次，有时出差绕道也要去一下。他说，这座大桥修好了，可以培养我国建桥的大批人才，训练出更多的工人修桥队伍，总结出建桥的经验。”滕久昕讲：“长江大桥倾注了父亲大量的心血，可以说头发都白了。最后大桥建成了，他的身体也基本累垮了。”

　　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过程中，对于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据滕久明讲，父亲经过缜密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挑战苏联政府派来的以运输部长为首的工程代表团的权威，否定了沿用了100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以西林为首的苏联驻铁道部专家组提出的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

　　半个多世纪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屹立在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承受了来自外力的碰撞达70多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碰撞是一艘900吨吊船正面撞上--但是这座大桥不伤筋骨、安然无恙。今天，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是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成为一座历史丰碑。

　　2003年6月11日，滕久光、滕久明、滕久昕三兄弟冒雨到武汉大桥工程局，赠送了部分历史老照片。桥工处党委书记萧柏林兴奋地告诉他们：经过中国科学院专家不久前刚给大桥做完“体检”，数据表明：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和养护都是一流的，还可以使用不下50年，也就是说使用期限至少在100年！（待续）

　　1924年6月，在中共湘区委委员陈佑魁倡导下，滕代远与麻阳旅省、旅常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其宗旨是联合全县及旅居在常德、长沙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进步青年，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团体，致力于改造家乡麻阳。同时，他们还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社刊《锦江潮》，编辑部就设在常德二师，由滕代远任主编。在这个刊物上，滕代远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

　　1924年10月，20岁的滕代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鉴于常德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人民的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就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化名黄叔夷，后叛变）来常德建立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由谭影竹任书记。团龄较长、表现较好的滕代远等人自此转为中共党员。此后，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入党后，滕代远一面在校学习，一面用很大的精力做学生会的工作，有时还到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中做党的宣传工作。

　　1926年4月，滕代远因组织学生声援桃源女师进步学潮，被当局开除学籍。后经常德党组织的介绍，他找到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受命到湖南平江县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几个月后，又回到长沙任长沙近郊区委第一党委书记及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1927年“马日事变”前，滕代远担任湖南省农协委员长，并任湖南省委常委。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负责农运工作，来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就是由滕代远、柳直荀（湖南省农协秘书长）陪同视察了湖南6个市县，撰写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1月，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赴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28年1月至3月，他两次领导醴陵年关暴动，将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推向高潮，由此也引起湖南军阀的恐慌与“围剿”。滕代远和湘东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赣西安源，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7月22日，滕代远和彭德怀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登（顿）时满城及附近的红色标语、宣言、布告及旗帜飞扬，将那白色的恐怖镇压到零度了”。7月24日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1928年12月10日，滕代远与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会面时，他们相互握手问候，极为亲切。滕代远三子滕久明说，父亲早年近距离地接触毛泽东，在和毛泽东并肩工作中相互熟识、了解，从而熟悉了彼此的风格思路和脾气性格。

　　1930年8月23日，发展壮大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接着，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彭德怀、滕代远等为便于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提出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兵力近4万人--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许多传记文章或资料介绍中，提及滕代远在红一方面军的任职时几乎众口一词称为“副政委”。滕久明说：“母亲在世时一直强调要将父亲任职中的‘总’字拿掉，认为不能与毛泽东职务平列在一起。我们与母亲争执过，认为要尊重历史，尊重父亲当年任职的历史事实，不能拔高父亲，也不能有意压低父亲的历史作用。直到母亲去世后，我们才还原历史的真实。”

　　1935年夏，滕代远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做了题为《保卫自己和独立》的发言，着重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会后，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见。1936年，滕代远化名李光，在莫斯科出版了10余万字的《中国新军队》一书，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央红军的发展史。滕代远在苏联期间，曾同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其他代表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其中热情稳重、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林一给滕代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12月，滕代远按照中央指令返回延安，见到阔别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问了他的有关情况，然后当面要滕代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据滕久明讲：“当时毛泽东接见我父亲的时候，委任父亲为参谋长。父亲提出干不了，后来毛泽东对他说，委任你为军委参谋长，不加‘总’字，和我一起管八路军、新四军。父亲后来就没有坚持再说什么了……”

　　于是，滕代远走上了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岗位，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通过他们把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动态摸清楚，并做出综合分析。他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向毛泽东汇报，并及时把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当时的信息主要来自前方，也有些来自电讯侦察。滕代远特别强调时效观念，曾给一局立下一个规矩：凡是前方来的电文，连同译电原稿，都先送他亲自过目，做出批示后再交有关人员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报告。他每天要处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电文，从不积压。他还给一局规定每天要作分析研究，经常写综合报告，报告经他审阅后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这就为中央军委及时制定战略方针和对敌斗争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8年6月，林一与东方大学10多位同学回国，从西安与王稼祥等同乘一辆汽车到延安。滕代远以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身份慰问大家时，见到了林一好似见到了老朋友，笑呵呵地与她打招呼：“我们在莫斯科就相识了。”

　　到延安后，林一患上了贫血症。滕代远闻讯后不禁牵肠挂肚，不断地给林一送药品，给予关心和鼓励。林一从滕代远那里感受到了兄长般的温暖，他们之间开始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期间，滕代远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坦诚告诉林一自己早年有过的一段包办婚姻。

　　林一完全理解滕代远的苦衷，她对这位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的感情从敬重升华为爱恋，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这年12月，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他们结成了终身伴侣。在滕代远住的那孔窑洞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林一是位隐秘战线的巾帼。她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央社会部任机要科长、秘书长。她胆识过人，工作方法灵活多样，多次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因工作出色，贡献突出，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的褒奖。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伯承和滕代远等8人为常委。这一年，滕代远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提议出版毛主席著作选读本，以便提供给干部同志们学习。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认可，编印出版工作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组织实施。这套《毛泽东选集》中选编的书目由中央局确定。从“六大”以来的毛泽东著作、报告中选编，作为主件；从中央文件中选编与主件有关的文件，作为附件。承担印刷任务的是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经过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1948年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出版任务。

　　《毛泽东选集》两卷本（16开本，蓝色布面精装，封面中央有凹凸版毛泽东头像。收入毛泽东著作共 61篇，1035页、约95万字）的编印出版，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成为解放区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是指导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文献。滕代远当年向中央局提议出版的这两卷本“毛选”成为早期毛泽东著作的红色经典，既印证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足迹，也再现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

　　1948年4月13日，即将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在调研中发现群众战勤负担极重，以致某地“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有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许多贫雇农以至富农，均出卖儿女换三四斗粮食度荒。讨饭的更多……”

　　群众的疾苦让滕代远寝食难安，他将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紧急上报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前方浪费民力现象还很严重，不看后方如此奋不顾身的支持前线，是不会体验到前方的浪费。……要尽最大努力，减少该区战勤负担，全力组织生产，并拨给部分救济粮以度春荒。”

　　6天后，中央批转了《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要求“……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的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指示“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以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可以说，滕代远的这份民情报告在战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真言、坦率、正义秉性，源于他是农民的儿子。滕代远祖辈务农，自己从小参加农田劳动，农村生活使他了解农民的疾苦，熟悉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为此，他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把党和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如他的小儿子滕久昕所说，父亲一生耿直，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

　　“将军大老板”将天堑变通途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中央军委命令四野迅速入关，包围平津；二野、三野分进淮海，开始了平津、淮海战役。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党中央正运筹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为保证这一决策的实施，中央军委发出电令，决定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想到自己戎马生涯几十年，如今就要离开熟悉的军事工作，滕代远感到十分留恋。但同时又为全国胜利在望，即将进入城市接管铁路而感到激动和兴奋。

　　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周恩来指出：“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的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转到经济战线上来。”周恩来特别强调：“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任务是艰巨的，你要努力学习，向人民群众请教。”

　　滕代远想到今后全国铁路的运输和铁路建设的主要领导工作已经落到自己身上，感到责任重大。他满怀激情，伸手提起笔来，写下“办好人民铁道”6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将竭尽全力献身人民铁道事业的决心。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他急赴石家庄会晤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武竞天。滕代远和武竞天早就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武竞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武竞天是中央局秘书长。现在两人又走到一起，自然感到十分亲切。

　　据滕代远的秘书张宏一回忆：“武竞天召集我们秘书和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搜集、整理国内外铁道的相关资料和华北铁路的概况，向滕代远做了较为详细的汇报，并陪同滕代远部长到石家庄铁道局运输段、机务段及石家庄到德州沿线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情况。一周后，滕代远前往西柏坡，向军委汇报召开铁路工作会议有关筹备事宜和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初步意见。”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亲自参加会议，他在滕代远的陪同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后，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8日，滕代远率领先行人员，乘汽车由石家庄向北平进发。出发前，他嘱咐随行人员：“我们是军委铁道部赴北平的先遣人员，是代表人民解放军去接管铁路的，要表现出胜利之师的姿态，衣着要整洁，汽车要擦得干干净净，咱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代表解放军的。”

　　车队沿着残旧的公路颠簸着北进。沿途有很多地段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滕代远仔细地观察铁路被破坏的情况。石家庄至高碑店段，钢轨枕木没有一根，道床满是疮疤，站段一片瓦砾，机车车辆残破不堪，线路两侧到处是壕沟。看到这一切，滕代远感叹地说：“过去是我们领导军民破坏了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立了大功；现在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要赶快把长江以北的铁路主干线修通，完成党的重托。”

　　这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大楼挂牌办公。

　　滕久昕说：“从那时起，父亲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他的工作异常忙碌，我对父亲的记忆，多半也是他匆匆的脚步和伏案工作的背影。”

　　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一起重大行车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滕代远立即着手处理事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并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请求处分。他说：“管理铁路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定要从严要求，对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

　　滕代远到铁路系统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常对部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每次出差，他总是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制式大盖帽，佩戴路徽、紧扣风纪扣，一派军人风度。职工食堂、幼儿园、乘务员宿舍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他都在公务车上吃住。在行车途中，白天，他除了在公务车上听取沿途铁路局负责人汇报外，就在公务车末端的瞭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情况，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记录下来。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滕代远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长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曾如此诗赞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称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

　　滕久昕6岁那年，跟随父亲一同去武汉，亲身经历了通车典礼的全过程。那时候，滕久昕的感觉是：父亲带领贵宾们到处参观，为他们当起了“讲解员”，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呢？这还要从头讲起。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局。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下了决心，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3位一级土木工程师一下派去了两位。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203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滕代远认为，武汉长江大桥要“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100年”。他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非常重视，多年跟随滕代远的秘书卜占稳在日记里写道：“（他）每年至少要去武汉两次，有时出差绕道也要去一下。他说，这座大桥修好了，可以培养我国建桥的大批人才，训练出更多的工人修桥队伍，总结出建桥的经验。”滕久昕讲：“长江大桥倾注了父亲大量的心血，可以说头发都白了。最后大桥建成了，他的身体也基本累垮了。”

　　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过程中，对于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据滕久明讲，父亲经过缜密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挑战苏联政府派来的以运输部长为首的工程代表团的权威，否定了沿用了100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以西林为首的苏联驻铁道部专家组提出的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

　　半个多世纪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屹立在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承受了来自外力的碰撞达70多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碰撞是一艘900吨吊船正面撞上--但是这座大桥不伤筋骨、安然无恙。今天，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是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成为一座历史丰碑。

　　2003年6月11日，滕久光、滕久明、滕久昕三兄弟冒雨到武汉大桥工程局，赠送了部分历史老照片。桥工处党委书记萧柏林兴奋地告诉他们：经过中国科学院专家不久前刚给大桥做完“体检”，数据表明：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和养护都是一流的，还可以使用不下50年，也就是说使用期限至少在100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