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吴建国在东莞一家工厂做“环卫班长”，他攒钱买了私家车代步后，进厂停车遭行政主管拒绝。该厂行政主管表示，老吴作为清洁工，公司已经对他够好了，不应有太高要求，而且打工人员买车也没必要，工资还不够油费呢。（3月6日《武汉晚报》）

　　清洁工成私车一族是稀缺物，开私家车上班被拒，更是稀缺。可正是这样一个小事件，足以让人窥到企业对员工职业尊严漠视的现状，更不要说建立一套平等、尊重的现代企业文明法则。若是深入到此次纠纷细节，任何拒绝进厂的说辞，其实都难摆脱工厂管理者傲慢与偏见的嫌疑。因为清洁工有没有权利买车，能不能开车进厂，既是个体权利问题，更事关企业制度管理的公平与公正。

　　这样的道理大家都懂。任何企业的管理目标，恐怕都是想建立一套现代的企业文化制度。可一落到实处，就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生出“拒绝普通员工开私家车进厂”的怪胎来。这不是企业没有好的管理制度，而是压根没有形成一种平等、尊重的文化价值取向。在本该平等的权利面前，也要严格按工种，三六九等划分，却忽视了它本该遵守的起码契约规则——员工与企业之间是劳动契约关系，员工出卖的只是劳动，而不是职业与人格尊严。

　　在这个价值取向越发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职业，其实都应该重新被审视，并予以正面评价。当大学生都可以去做掏粪工，硕士也可以去做城管时，实际上也意味着，人们对职业价值的解读，应该拥有更多维度。而职业价值的基点，就正在于个体权利与职业尊严。

　　什么时候，人们不会因从事某种职业，被歧视、被侮辱与被伤害，在各种禁令规则面前阻滞不前；什么时候，人们不会因自己从事的职业，感到卑贱、渺小与无能为力时，我们才能说，个体权利与职业尊严找到了归属与支撑，职业价值评判扫除了傲慢与偏见。本报评论员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