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年轻美丽的黄慕兰以名媛的身份周旋于社交圈，暗中却从事着革命工作。

《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她是郭沫若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她是《风声》中女主角的原型，她今年106岁，她以百岁人生见证了中国的世纪之变，她曾经默默无闻。打开《黄慕兰自传》，这位至今仍然健在的红色女特工用自己的故事，给读者带来另一个层面的中国革命史。回望80年前，年轻的黄慕兰在变乱时代的人生选择，至今看过去，依然惊心动魄……

　　痛恨军阀，一生坎坷

　　生于清光绪年间，是父亲的长女，祖父逝世时预言她的一生坎坷，不过晚年将很幸福。喜欢花木兰事迹，参加革命改名慕兰。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皇家祠堂里出生的。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我十一岁那年小学毕业，正逢两派军阀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奸淫掳掠。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使我萌发日后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

　　逃难后不久，在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人来，接我们全家到武昌居住，只有祖父年老恋乡，不肯同行。我因为喜欢花木兰事迹，后来改名慕兰。我十七岁那年祖父逝世，他把我叫到床前说：“你是我的长孙女，我最喜欢你，你是生不愿来，死不愿去（我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

　　婚后一年，丈夫牺牲

　　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和宛希俨在武汉结婚。一年后，丈夫壮烈牺牲。

　　6月中旬我们辞去各项职务。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转达的党组织意见，要我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父母为我们保守秘密，对外说我“已经出国留学了”。

　　我们登船前都化了装，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像个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家庭妇女。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希俨警惕性很高，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到了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告诉来人恐怕有坏人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

　　我在南昌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见面时传递的。

　　1928年1月，希俨接到中央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不能随他一起走。临走前希俨说，万一他有不测，就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7个月后，饶漱石告诉我希俨在5月时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壮烈牺牲。

　　轻生被救，重回组织

　　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经周恩来同意，与贺昌结成革命伴侣，其间遭遇压力，轻生纵身跳入黄浦江。

　　1928年我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我是做记录的秘书。我从陈潭秋那里学了一套自己创造的速记符号，我也是这样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贺昌问是否可以和我结成革命伴侣，我说要向周恩来汇报。恩来听说后很赞成，我们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听说我们结婚，同志们都纷纷道贺，只有饶漱石对我冷嘲热讽，说我是攀高枝。我听后很生气，第二天政治局开会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还在独自生闷气，竟然把小皮包落车上，包里有一本会议记录簿。我一路往回追，也没追到那辆人力车，我走在黄浦江边，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错误肯定要受批评，就产生轻生念头，纵身跳入黄浦江。

　　我在水里沉浮时，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救了上来。他们问我为何轻生，我已经头脑清醒，明白不能吐露实情，就说因为失恋了，从南京到上海找表哥，表哥搬家没找到，身上皮包又被偷走，身无分文。他们问我表哥姓名，我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说出。第二天《申报》刊登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理解联想到这应该是我，就让张国华以表哥身份将我带回来。

　　领导罢工，狱中助串供

　　1929年被囚禁百天期间，被捕的八个人团结在狱中，互通消息，保护革命的种子。

　　1929年春，经过江苏省委安排，我到浦西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当学徒工，后来又转到浦东进了恒丰纱厂。我在两个工厂都参与了散发传单的任务，曾经因为饭篮子里有张传单被巡捕抓了。在法官面前我说自己根本不识字，传单是捡来的，为了包梳子。法官很严厉地问我：“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你听了什么人指使？”我抬起头，土头土脑，慢吞吞回答：“法官老爷，什么党呀？我是刚从乡下来，什么都不知道，这纸上写得什么呀？”因为我装得很像，庭上的律师帮我辩护，我就当庭释放了。

　　但是后来在恒丰纱厂我参与罢工又被抓进龙华监狱关了起来。我们同时被捕的八个人非常团结，我那时怀孕了总是呕吐，就帮着狱中的一个我们认作“干娘”的自愿牢犯帮忙拆洗犯人的衣服。我洗之前都很认真检查，有时会发现阵之法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比如：“我是七零四号，请帮我找到同时被铺的七零五号，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显然是为了口供一致。我就会把七零四号的纸条放入七零五号的衣服中，让他们互通消息。

　　救周恩来，接关向应

　　上海向忠发叛变，我给潘汉年打电话，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

　　1931年1月，党组织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而贺昌则瞒着我向中央申请到苏区工作，他的申请获批后我才知道，我坚持要与他同去，但最终还是听劝留在了上海。1931年深秋，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那年5月，他已经被送到郊区一处秘密接待站居住，但每周会来看我，同时也是打听对关向应的营救进展工作。

　　临行前他向我辞别时，我在楼上听见陈志皋坐的小轿车喇叭和发动机的声音，我叫贺昌赶紧躲到卫生间去。陈志皋是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他家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我因为机缘巧合，还被陈老太爷收做了干女儿，组织上认为认这门干亲，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所以给我备了厚礼，到陈家正式举行了拜见仪式。当然陈志皋和陈家上下都不知道我的共产党身份。

　　后来我想到了（叛变的人）应是向忠发。那天陈志皋本来还想拉我晚上去看电影，我装作头痛病发作先回了家。回家后我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我们见面后，我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当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叫李富春、蔡畅等转移到都城饭店暂避。

　　（下转C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