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并不是方舟子还是韩寒获胜，而是这类讨论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纯粹、健康、持久的社会沟通遗产。

　　方韩论争背后的社会沟通之痛

　　年初以来，方舟子对于韩寒作品是否存在代笔进行质疑，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论争，吸引了举国范围的围观和无数媒体的报道。

　　因为信息不对称、价值观冲突、阶层利益冲突等原因造成的网络争论，从来并不鲜见，方韩之争也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事件本身并不十分复杂，就像很多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一样，自古至今，大抵如此。但是由于粉丝文化的存在，当事双方都拥有众多愤怒的粉丝，于是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事件。

　　从争论的过程来看，似乎粉丝们只是在拥戴自己的偶像及其观点，其实不然，他们很多人都是在维护自己的价值立场。而要维护自己的价值立场，就需要论证自己的偶像无懈可击，证伪质疑者的立场、论证和证据。于是，参与讨论的人往往会口不择言，以极端的口吻出场参与这场口水战。

　　粉丝心理的排他性，无疑是方韩之争中一哄而上、党同伐异的主因之一。

　　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政治传播学者诺依曼很早就发现，在人群聚集之处，民意会出现非理性的蔓延，公众的观念在争吵中很容易被极端言论所左右。其原因，是人的内心对于被孤立的惧怕。

　　诺依曼有三个假设：社会将用孤立的方式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对孤立的恐惧不可抗拒；对孤立的恐惧导致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试图评估意见气候；公众的行为会受到民意评估的影响。第一个假设认为社会拥有一定的权力，第二个假设提出，个体会从两个来源获得关于民意的信息：个人观察和媒体，个人观察会使用一种称之为准统计官能的能力，那些错误的观察被称为多数的无知。第三个假设则提出了一个发现：公众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保持沉默。

　　问题在于，在一片沸腾攻讦之中，人们很难不站队，不抱团，于是避免孤立的党同伐异、极端化的自我辩护，甚至于对任何公允立场的排斥，便都成为无可避免的群体行动指南。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在许多“网络讨论”中看到的话语景观和集群逻辑。

　　进一步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也许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出现在大众身上：卷入网络论战的不少所谓社会名人、知识分子，同样存在以偏概全、口不择言、话语极端的病症。曾经，诺依曼把破解沉默螺旋的可能性寄托于中坚分子，他们是“在沉默的螺旋旋转过程中无视孤立的威胁的人”，是一群愿意为自己的公开言论付出代价的人，这些特立独行的人通常与主流意见有所冲突，也因此，客观、冷静、公允、公平的思想转向才可能在乌合之众的极端喧闹中得以实现。但是在今天这个知识分子匮乏、媚众之风盛行的年代，哪里有多少中坚分子来拯救我们的网络讨论？

　　中国网络意见市场的这些病症的形成，是整个社会的通病。

　　“文革”以来，人们在批评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在寻求真知，而是在试图用非理性、暴力的方法，用超越法律的视角做无边界的判断，并形成恶意和极端的话语呈现，这已经成为社会沟通的痼疾。而这种打碎一切、无关公正的语境，在当下中国、特别是网络中国里依然顽强存在，最近的10年间，每次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在网络内外论战，我们都隐约可见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修辞混合品大行其道。

　　所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并不是方舟子获胜还是韩寒获胜的问题，而是这类讨论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纯粹、健康、持久的社会沟通遗产：

　　首先，公众要在这次网络争论中得到法的精神的启迪，意识到在批评和被批评，指控和被指控之间应该形成先验性的法律约定。不管是在批评还是在指控，都必须是站在法律的边界内行事，这才是真正的网络自由、言论自由。

　　其次，纯正的讨论中应该出现一批气质纯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是真正以良知为立场的批评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公众会参与到理性的大讨论中去，慢慢地去澄清事实，寻求真知，这才是公众和意见领袖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样的过程中，真知的形成，不是依靠简单地把双方阵营算一下百分比，看谁的比例更高。人们将尊崇良心，遵从常识，寻求客观和公正。而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坚守。

　　再次，建设性讨论与破坏性话语相互区别。破坏性话语容易滋生绝望和愤懑，也易于形成防卫性的语言暴力。这种循环不是某个网民的习惯，而是一种民族负面文化裹挟而来的产物。那些满怀恶意的沟通习俗、审判语态以及反文化立场，来自于遥远的文化基因，我们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消除这种恶的遗产。

　　我们希望在中国未来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更平静，更具有高贵理性，既不畏强权、也不畏人群。

　　（作者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