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学者

　　沈逸

　　不知不觉间，发端于突尼斯，席卷中东北非诸国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持续了一年多。2011年的2月，继突尼斯、埃及之后，人们的视线被利比亚吸引，发端于班加西的冲突，迅速在一年之内席卷利比亚全境。而今，一年多之后，类似的情景以某种惊人相似的方式，在叙利亚再现。如同当初的利比亚一样，今天的决策同样必须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环境下进行；而与利比亚不同的是，今天利比亚的局势，为叙利亚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与模式。

　　2012年2月19日前后，加拿大渥太华市民报（Ottawa citizens）等媒体开始刊发由David Pugliese撰写的系列报告，综合回顾在利比亚发生的点点滴滴，刊发的第一部分事关利比亚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真实程度。第二部分着重披露北约及其盟友在利比亚内战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北约借助海军优势，实施了选择性的武器禁运，在封锁卡扎菲政府获得武器的同时，持续允许叛军获得武器，卡塔尔提供了法制米兰反坦克导弹、皮卡、通讯装备和训练人员；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埃及向利比亚反对派运送了突击步枪和弹药；波兰提供了反坦克导弹和装甲车；而加拿大则通过加拿大防务公司（Zariba Security Corp.）向反对派提供无人侦察机。公司的总裁Charles Barlow从马耳他出发，航行18小时，穿越北约封锁线，将无人机送到反对派位于米苏拉塔的训练基地。

　　上述武装反对派的行动用去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一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证明的，得到了这些援助的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很快就在北约空军的配合下干掉了卡扎菲的武装力量。但这同时掩盖了反对派内部派别丛生，缺乏有效协调的缺陷。自卡扎菲于2011年10月毙命以来，反对派内部凝聚力不足的缺陷逐渐凸显，过渡委无法按照预定日期完成收缴民兵武装的计划，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意味着民兵组织对过渡委缺乏信任。

　　而今，叙利亚也走到了类似利比亚曾经面临的路口：以北约为代表的国际力量，再度面临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援助叙利亚反对派的艰难抉择。尽管各种人道主义灾难的信息漫天飞，尽管两个知名战地记者的身亡进一步加剧了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的舆论压力，但一些不同的信息正在逐渐出现，比如2月1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可能已经成功渗入了叙利亚反对派，并应该对大马士革发生的炸弹袭击负责；反对派的武装力量叙利亚自由军可能已经被基地组织派遣的武装分子渗透。在此情况下，是否援助反对派、如何援助反对派，这看似熟悉的旧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一种选择是很简单的：无论情况如何，复制在利比亚行之有效的军事干涉模式，直接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将其手中的轻武器升级为足以对抗叙利亚军队的重型装备，当然，在需要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上，考虑到叙利亚的情况，可能远比利比亚所需要的更为庞大，其流入恐怖主义组织手中的概率也会更高。最终可以预期的结果，是最终成功地干掉阿萨德政权，然后，各种反对派可能在叙利亚形成比利比亚更大范围和烈度的武装冲突，最极端的情况，或许是在某种意义上复制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的情况。

　　另一种选择则要纠结得多：尽力超越利比亚的模式，克制、有限度且相对公正地对叙利亚局势进行干涉，以停止武装冲突作为短期目标，鼓励叙利亚各种政治力量依靠自身的力量，借助谈判，形成新的安排。国际社会的主要干涉方向，不是落实在明确支持冲突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力图主持相对的公正。“叙利亚之友”发给中国、俄罗斯的邀请，可以看作是这种纠结选择的某种征兆，而中国对此邀请的回味，则更加能够折射其中的微妙之处。

　　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认定外交官需要遵循“谨慎”的原则，以务实的方式，坚定而有技巧地实现国家利益，而非遵循十字军的冲动，将外交舞台变成各种理想化的圣战的场所。这种谨慎，意味着要克服采取短期行为的冲动，包括用短期外交行为换取选票的政治冲动。能否实现超越，而非轮回，应该成为未来观察叙利亚事态发展的要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