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金报讯 2011年，“高官落马”见证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而“小官大贪”不断涌出，也让人们意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许多代表委员看来，“小官大贪”归根结底是权力的失衡，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重在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揪出“小官大贪”

　　2010年，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案曝光。虽官居科级，但其名下北京、海南等地房产达38处，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2011年5月，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副科级）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一审判处19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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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个别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高额贪腐案件的不断发生，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全国人大代表章百家等人认为，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一提起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总是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联系起来。但近年来却频发“小官大贪”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保说，小官员制造大腐败，是行政管理粗放的表现。我国建立的很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制度，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却遭遇执行不力，而人情网、关系网等等又使得监督走过场、发现不了问题。

　　防权力用到“极致”

　　“管理制度上有漏洞，很多制度形同虚设。”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院院长张忠厚说，以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贪污近亿元的一个股长为例，他贪污了9400万元，资金这么大，局长怎么会不知道？怎么通过的审核？各环节签字怎么拿到的？是制度的漏洞造成了最后的“大贪”。

　　海南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也印证了张忠厚代表的看法。该案中，13名村干部正是在原市长“授意”下，负责土地管理、审批、征用等职能部门领导利用职务便利“一路绿灯”，帮助开发商将非法占用的集体土地，受贿金额全部在10万元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说，“小官”的职位虽低，但配置资源的数量并不少，参与决策和执行的机会也不少。目前，与基层防腐败制度设计还不到位，群众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增加了小官把权力用到“极致”的可能性。

　　重拳治腐 创新防腐

　　曹建明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将加强犯罪分析和对策研究，深入开展预防咨询、预防调查、警示教育等工作，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国家和地方不缺乏监督基层干部的相关制度，缺的是敢于碰硬、勤于监督的纪检、检察干部，以及相关纪检监察制度的落实。“大贪小官”们多是集诸多权力于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法制的健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情社会国情下，法制健全还存在一定障碍，“官员为老百姓办事本是应尽的责任，但很多基层干部还缺乏这种意识。”

　　此外，对权力公开透明的监督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章百家认为，公权力应当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中。

　　李连成代表说：“想让干部贪不了大家的钱，办法很简单，就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村里事是大家的事，钱是大家的钱，权力必须在大家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