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锋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周边第一’战略的有效落实有赖于把握以下两项原则：把对美安全政策纳入到‘周边第一’的战略框架中；针对周边安全自立国家设计差异性政策。

　　仔细阅读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多战略分析人士都发现，温总理对外交工作主要任务的表述次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即由以往的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调整为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关系、大国关系和多边外交。也就是说，深化周边睦邻友好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为此，温总理强调，中国将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周边各种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外交工作次序的调整和“周边第一”战略的形成，既是过去两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具体反映，也是中国实力崛起过程中应对外部核心挑战的客观需求。就笔者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核心外部挑战在于缓解实力上升带来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使得妥善保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维持民族复兴进程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战略任务；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中国的外部战略压力也逐步上升，促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缓解外部的制衡和牵制。如何平衡两个战略需求，缓解崛起困境于是成为中国外交不可回避的核心挑战。

　　而就强度而言，崛起困境最为严重的地区当属周边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一来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力拓展感觉最早，感受最深；二来中国的战略压力也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包括介入周边的体系主导国美国）。因此，如何在周边缓解崛起困境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核心中的核心，“周边第一”战略由此应运而生正所谓恰逢其时。

　　“周边第一”战略顺应中国战略环境的变化，直面最为核心的外部挑战，其顺利实施必将有助于中国外交开辟崭新的局面。而“周边第一”战略的有效落实则有赖于把握以下两项原则。

　　首先，将对美安全政策纳入到“周边第一”的战略框架中。二战以后，美国在东亚建立起了辐辏式的战略同盟体系，为东亚盟国和战略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六十年的安全依赖使得这些东亚国家已经基本丧失了独自应对战略威胁的能力与意志，在战略安全上已经难以维持主权独立地位，难以摆脱美国的安全保护，尽管在经济上他们可能仍然是美国的竞争者。因此，当中国力图弥合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安全分歧时，不得不考虑他们与美国的安全依赖关系，进而把对美安全政策纳入到“周边第一”的战略框架，通盘考虑而非相互分割，否则“周边第一”战略将难以取得理想的战略效果。事实上，2011年6月启动的中美亚太安全事务对话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今后需要努力的则是尽可能提高对话级别，并把对话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针对周边安全自立国家设计差异性政策。除了美国的地区盟国和战略伙伴，中国的周边地区还存在着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战略威胁的国家。对于这些安全上自立的国家，中国要根据其具体的安全关切设计差异化的政策，以弱化安全压力，缓解崛起困境。对于主要威胁来自于美国同盟体系的安全自立国家，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尽力改善其安全环境，以弱化这些国家的对抗性政策导致地区动荡，恶化周边安全环境。2003-2005年中国协调组织六方会谈就是典型的成功实践。对于认定其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实力变化的安全自立国家，中国有必要采取安抚与进取相间的组合政策，弱化其针对中国的对抗政策，维持相对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不管怎样，“周边第一”战略仅仅粗现雏形，其具体实施既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一蹴而就，但其展示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方向确实有助于中国缓解实力变化带来的崛起困境，塑造更为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