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耕火苑

　　阿拉伯革命风暴，重构世人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此前在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从本质上讲与近代化格格不入。这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这种特点，导致伊斯兰教国家注定无法实现现代化。但这场巨大变革，打破了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也让人们对全球民主进程有了新的认识。

　　有人用“阴谋论”解释去年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巨变，也有人说这是遇到“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找到正确原因，可为我们预测未来找到依据。这场革命爆发后，欧洲社会、媒体充满恐惧，他们极力寻找背后境外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对此，法国历史人口学家伊曼努尔·托德在其新作《阿拉伯革命何以发生》中，批判了西方社会、媒体对中东革命的错误认识。对于这场巨变，他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线索：识字率和出生率改变政治体制。

　　托德生于1951年，在25岁时，他出版了《最后的衰落：论苏联的解体》一书，书中，他预测苏联崩溃。此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很多预测学家，以经济要素变动预测未来，但托德不同，他尤其重视的是教育普及程度、出生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变化。

　　托德为什么看重教育普及程度？他认为，推动历史的一大动力，是人们的阅读、书写能力，也就是识字率。为什么呢？你修完小学，就可以阅读传单，就能参加政治活动。他举例说，18世纪后期，巴黎盆地成年男子识字率超过50%，这时候法国革命爆发了。

　　的确，研究者早就注意到18世纪法国识字率上升的现象。笔者看到的另一份研究说，在法国革命前的1886至1889年，法国男子识字率为47.9%、女子识字率为26%，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了近2倍。其中，如果单看当时法国北部男子的识字率，则更是达到71%。这与当时法国教会的努力有关。

　　托德认为，在法国革命前爆发的英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后爆发的俄国革命，都发生在识字率上升的时代。据此托德曾准确预测，阿拉伯革命可能爆发。

　　此外，托德认为，出生率升降对革命爆发预测有效。即政治革命往往发生在出生率上升之后，而出生率下降，则在政治革命之后。回想起来，我们在电视镜头中看到的抗议者，都十分年轻。事实上，现在突尼斯人口中央值为29岁，埃及更低，仅24岁。与此相对，法国的这个数值为40岁、德国则为44岁。比较两组数字，我们可以了解，在政治革命之前，中东国家的人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迄今为止，很多人认为民主只能存在一种形式，托德否定单一的民主化过程。他认为，民主既有欧洲型的，也有日本型的，还有中东型的。虽然托德不赞成霍梅尼革命的暴力，但他对伊朗采取的选举制度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民主的不同形式。托德认为，假如没有两伊战争的话，伊朗很可能走向一个民主社会。

　　托德回顾了欧洲革命，指出革命的内发性根源及其伴随而来的各自特点。我们知道，尽管同为民主社会，法国人更加重视社会平等，而英国人更加重视自由。这种民主社会中的倾向性是怎么来的呢？例如他比较了近代前法国家庭与英国家庭，指出家庭类型导致两种不同的民主类型。他说，自中世纪到法国革命前，巴黎盆地农民的价值观，有一种“平等主义核心家族”特点，这是非常“现代”的，即家庭仅由父母与儿女组成，遗产则在儿女之间均等分配。这导致法国家庭子女非常重视平等这个因素。与此比较，英国家庭的遗产分配则是按照家长的遗嘱自由决定，因此英国家庭中兄弟姊妹之间对平等这个因素不是十分重视。这种家庭特点导致英国社会更加重视自由而非平等。托德称英国这种家庭类型为“绝对核心家族”。按照托德的观点，平等或自由的各项价值，革命前存在于法国、英国的家庭中间，民主、自由等理念，并非启蒙思想家的发明，而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底层。这种家庭模式影响到各自社会行为准则。

　　对于中东革命，托德并不认为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比较了西欧历史上的革命后说，一般来说，如此规模的社会变动一般要伴随大规模的牺牲，例如法国发生的旺代大屠杀、大革命等，先后有100万人死亡。假如从这个观点看中东革命，除利比亚外，几乎都是和平过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

　　今天，阿拉伯革命仍在继续。这场革命的意义之一在于让人们了解，民主既是世界共同目标，但民主内容却因文化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