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男子蒋某军被面包车撞伤，肇事司机逃逸。该市凤岗公安分局局长罗建军路过事发现场，指挥同行民警救人并处置事故。蒋妻张某兰赶到现场后，指责罗建军是肇事者。在罗督办下，警方16小时抓获肇事者，张对误会十分懊悔。（《广州日报》4月12日）

　　公安局长路遇车祸伤者马上停车救人，避免了小悦悦之类的二次碾压悲剧重演；局长积极与医院沟通，为伤者开辟救治绿色通道，为救治伤者赢得宝贵时间；被围观者与伤者家属指责为肇事者，局长指挥破案，抓获肇事者；肇事者与伤者无力承担医疗费，局长不计前嫌组织民警捐款，以解伤者燃眉之急。如是大爱镜头令人感动，公安局长的救人行为难能可贵。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伤者家属也向局长表达了歉意。

　　但是，公安局长救人被指责为肇事者的救人插曲令人难以释怀。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沉重行善语境值得反思。试想：如果被指责为肇事者的不是公安局长，如果公安局长没有几名同事作证，如果案件没有侦破，肇事者没有找到，结果又将如何呢？如果好心救人被倒打一耙的事情多了，还有多少人能够坦然见义勇为？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见义不为、各扫门前雪的人确实存在，但这种人毕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更不等于大家都认同这种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应被提倡，还应受到谴责。中国有句老话，救人如救火。看见伤者倒地，你忍心不伸出援手吗？如果大家宁可冷漠围观，都不出手相救，自己伤害他人的嫌疑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人的道德底线与社会道德风尚体现在哪里？

　　应该承认，救助不省人事的车祸伤者确实比较麻烦，做好事还存在反被诬陷的可能。当今社会确有人恩将仇报、“倒打一耙”，讹诈好人。还有人悲观地认为，“彭宇案”一纸判决，让中国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但是我们在思考如何避免好人被诬陷，鼓励公众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同时，也不能因为有好人被诬陷，就忘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昧着良心对亟需救助的人不闻不问。面对车祸伤者人事不省的现实，没有人主动施救，伤者岂不十分危险？如果伤者因救助不及时被二次碾压，或者意外死亡，伤者家属又该做何感想？他们以后又如何坦然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如果精神文明退步，道德灵魂家园荒芜，岂不可悲？

　　虽然个人的道德帮扶力量不足以走出“好人被讹诈”的阴影，也改变不了舆论取向。公安局长救人被误解带有几分悲壮色彩。但是我们不必渲染“如果不是公安局长救人”的行善悲情。我们都有义务坚守道德底线，建好自己的灵魂家园。只有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南京市前不久披露的“彭宇案”真相表明，彭宇并非被冤枉的好人，徐寿兰也不是“倒打一耙”的碰瓷老太。尽管真相让公众等待太久，彭宇案的负面效应已经被放大，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真实的彭宇案。这对于减少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挽救滑坡的道德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要激活更多人的向善之心，不能依靠公布彭宇案的真相，也不能依靠救人局长依靠自己的特殊身份自证清白，还需思考如何搭建人际信任平台，人与人之间建立基本的信任感，化解“好心没好报”的现实尴尬。对此，除了道德舆论层面的呼吁以外，我觉得深圳市此前奖励救人少年的举动树立了很好的道德标杆。如果“行善有奖”的物质激励、精神鼓励和“讹诈有罚”的法律惩处变成法律制度常态，或许是留住滑坡道德，搭建人际信任平台的一剂良方。（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