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强

　　报载，广州一家庭的 4 个孙子均参加过无偿献血两次以上，然而其八旬的奶奶需输血缓解病情时，却被告知要先再次献血才能用血。对此，血液中心负责人回应，献血证一直有效，只是最近血液紧张，导致医生习惯性动员家属去献血。

　　“习惯性动员”是个新词汇，却是老办法。记得去年有新闻说，外地献血证到广州即成废纸——病人做手术一定要亲属先献血。当时，血液中心负责人也承认，鼓励家庭“互助献血”是血库紧张情况下的“一种缓和用血紧张的措施”。

　　从“措施”到“习惯”，这样看来，家庭“互助献血”模式范围在扩大，并有常态化与制度化的嫌疑。在义务献血增幅放缓的形势下，这或是一种无奈选择，根本问题还在于“血荒”导致“血慌”，而医患双方都有所失措。

　　“血荒”在某些大城市或在所难免。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目前，“家庭小型化、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现象明显，这导致义务献血供应量的不足。同时，沿海大城市又外来人口较多，人口流动频繁——流动性的外来人口不能给供血带来多大的增量，却在用血上增加了更多压力。

　　此消彼长，用血紧张在广州或可能越来越严重，因此，对“以血换血”方法的依赖，就是可理解的事情了。但是，理性来看，这样做，却多少有些南辕北辙。

　　首先，患者会产生献血证失效的错觉——明明早就献过血了，却不能享受用血优待，“一人献血，全家受益”的期待落空，肯定会打击献血者的积极性，进而使无偿义务献血制度面临信任危机。其次，家庭“互助献血”方法容易滋生“血托”，让无偿献血再次沦为牟利工具，甚至危害用血安全，武汉就曾因此暂停了亲友互助献血政策。何况，在家庭“四化”态势下，一个家庭合格供血亲属越来越少，即便心有余也力未逮，血液服务机构再顽守“血亲”献血的“习惯”，恐酿成更多医疗悲剧。

　　通过“血亲”献血这种美德只宜倡导不宜强制。在现代陌生人社会里，更多的安全应源于制度性的信任机制，而不能再倒退到对地域、家庭与熟人的有限而脆弱的依赖上。否则，“血荒” 非但难以解决，反而会加剧“血慌”——广州如此，其他地方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