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兆焕

　　深圳特区兴办之初，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作为粤籍报人，当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支援创办《深圳特区报》时，我没有犹豫：一来，对家乡故土的眷恋，让我十分渴望在阔别20多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二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到底是怎么个“特”法，与内地有什么不同，对此，我充满了好奇，也想来看看。

　　5月24日：深圳特区报正式出版

　　1982年5月19日，我终于抵达深圳。此时的特区报，已经从试刊时借用的原宝安县委平房搬到了通新岭市委宿舍楼第11栋。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对工作充满了激情。抵达后第5天即5月24日，深圳特区报正式出版，一周一期，四个版。此时，报社有一个三人临时领导小组，总编辑张洪斌是市委正式任命的。我被指定和李丹共同负责副刊部。

　　《海石花》，深圳第一份杂志

　　办报初期到香港付印，客观上起到学习他们的办报理念和经营思路、探索特区办报新路子的作用。不少港报周末都有随报附送刊物的做法，目的是吸引读者，扩大影响，是激烈竞争的一种表现。过港办报的同志拿回一本文汇报随报附送的《百花》叫我们研究，我们觉得做起来不算太难。于是，报社决定也创办这样一份杂志。

　　这份杂志取什么名字，才能既有“文艺范儿”，又能体现深圳特色？领导要求“软一点儿”，“多一点情趣，少一点说教”。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采用《海石花》作为杂志名称。海石花，散发着浓郁的南海风情，十分契合深圳这座海滨城市的特点。名字取好后，我请《光明日报》的老同事黎丁帮忙联系赵朴初，请他为杂志题写刊名。事情很快就有了着落。我们派人赴京组稿，顺便把题字取回。我们挑选了一架漂亮的珊瑚（即海石花）送给赵朴老，赵朴老非常高兴。古人常以珊瑚之文采取义。杜甫就有“飘飘青琐郎，文采珊瑚钩。”赵朴老的“海石花”三个字，着实有珊瑚般“明润”的文采。

　　一无所有，一天里编出一份杂志

　　《海石花》定于元旦与读者见面，当时已经是1982年底，离1983年元旦没有几天了。事情来得急，我们不敢怠慢，便从副刊现有稿子中，按办刊宗旨选取合适的稿件来进行编辑加工。都没有办过杂志，我们采取笨办法，即拿文汇报随报附送的《百花》当模子，照猫画虎。那是一个星期天，副刊部几个人，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终于按要求完成，大家既疲惫又激动。铅字时代，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几个人，一天工夫，编出一本杂志，我们也感到惊奇。

　　1983年元旦，《海石花》创刊号面市了，封面上是竖排的海石花三个大字，广东著名画家林墉所作的国画《鸽戏枝头》托底，且因为是香港文汇报制作，纸张和印刷比当时内地刊物精美。这样的《海石花》，正迎合了开放初期人们想从深圳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心理，受到读者的欢迎。1984年按月出版，1985年1月起交邮局单独发行。一些名家如冯英子、蒋星煜、峻骧等在《海石花》上开过专栏，秦牧、黄秋耘、黄苗子、黄宗英、王乐天、袁鹰、陈国凯、叶永烈等等为它写过文章，夏衍、杨沫、邓朴方、梁湘等知名人士接受过该刊记者的访问。尤其值得《海石花》人骄傲和自豪的是，它第一个报道为特区建设献身的英雄利汉清的感人事迹。全国许多报纸转载，深圳市委作出向利汉清学习的决定。

　　副刊部的编辑们干劲十足，不断推陈出新，《海石花》很快打出名声。“玉立亭亭人未识，出水争看海石花。”，总编辑张洪斌这两句诗（发表于《海石花》第4期封三），说出了当时人们对《海石花》从不认识到欢迎的景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明明标着“随报附送”，报上也登了广告，为什么很多订户收不到杂志呢？原来，这样“加塞”派送杂志，增加了邮递员的工作量，下边有意见。而且，由于杂志办得不错，读者喜欢，邮递员和报亭纷纷私自截留，单独标价出售。看来，随报附送这种做法，当时在内地的确超前。

　　1985年10月，《海石花》从副刊部分离出来，单独组建编辑部，由叶挺将军的女儿叶剑眉任主编。杂志社作为报社一个部门，扩充人员，完善机制，加大篇幅，充实内容。在刊物林立、市场激烈竞争中，《海石花》始终坚持自己的品位，既是名家和读者切磋交流的园地，也是展现改革开放思潮的阵地。随着深圳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区享誉海内外，“深圳”两字越来越吃香。而海石花由于显示不出地方色彩，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决定将杂志改名为《深圳风采》。

　　文艺副刊为特区文化发展效力

　　英美报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新闻招客，副刊留客”。好的副刊能引起读者长久的阅读兴趣，密切报纸与读者的关系，与其他版面形成互补。《深圳特区报》自创办起，就十分重视文艺副刊的内容。在报纸仅有四个版的时候，就有一个版是文艺副刊。

　　《深圳特区报》副刊部成立时，编辑不少是从北京等地“借”来的好手，他们手里都有一批作者名单，其中不乏名人名家，特区报副刊没少发这些人的作品。开始，副刊取名《大鹏》，主要发表杂文、散文、随笔、诗歌，文学性较强。接着又开办《文锦》，刊登民情风俗、地方掌故一类东西。最具特色的是开辟《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专版，集中发表一些具有海外新的视角和新的色彩的华人文学作品，为内地读者开拓新的眼界，颇受好评。副刊还为深圳本土的文学青年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一批乡土作家正是从这里亮相并逐渐崭露头角，有的最后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

　　1986年5月，副刊部将《大鹏》、《文锦》和专门发表美术作品的《画苑》三者合一，成为新的综合性副刊《罗湖桥》。集中，是为了显示力量，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

　　就想办一份周刊

　　1990年，香港《紫荆》杂志请求内地支援办刊，我又一次被“借调”。

　　头一次“借调”，是1982年来深圳，说是“先借两年，不行，再回去。”我来了，总觉得终究还要回京，因为家在那里。1983年8月，报社正式组建领导班子，我任副总编辑。年底，为加强报社的领导力量，市委从广州调罗妙同志任特区报社社长。春节时，我妻子带着孩子来深圳探亲，罗妙和张一村同志亲自登门，做我妻子的工作，其热诚和恳切令我们感动。我留下来了，1984年底，妻子带着孩子举家落户深圳。

　　第二次“借调”到香港《紫荆》杂志一干就是4年。直到1994年底离港返深。回到报社，我接手负责《深圳风采》的事务。我是有强烈的事业心的，希望能将它改办成一份有影响力的周刊。在香港时，我细心观察各种杂志的发行情况，思考杂志的发展趋势。我发现月刊逐渐式微，周刊日益风行。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生活节奏加快，要求信息传播也要加快。以前月刊可以适应人们的生活节拍，满足读者的要求，现在却感到它慢了，赶不上趟了；而周刊能够顺应社会变化迅速、生活频率加快的要求。此时，《深圳风采》因为经营问题遭到中央电视台的曝光，陷入低潮，但我没有胆怯。接过手，首先组织人打翻身仗。一篇《黄贝岭二奶村真相》的大型报道，把某些香港记者为“搏出位”而对深圳黄贝岭造谣污蔑，进行了揭露和批驳，震动了深港两地新闻界。《深圳风采》重新回到读者的视线中来。

　　1996年国庆日，《深圳风采》改名《深圳风采周刊》，走出了办周刊的第一步。1999年7月，再次更名为《深圳周刊》，正式按照周刊的规律运作。不过，这时我已退休，只是“名誉主编”。周刊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并不顺当。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实现了我的愿望吧。我始终认为，深圳应该有一份周刊。

　　（作者曾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 整理：王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