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中国记者在美国：“毛式制服”被评刻板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973：中国记者在美国
中国新闻代表团到美国时，正是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接受调查的关键时刻。临行前，周恩来交代：若有人问起对水门事件的看法，要给尼克松“抬轿子”，不作负面言论。
本刊记者/杨敏
1973年5月17日下午4点半，由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乘坐的波音747飞机，到达了美国纽约。
飞机在纽约上空盘旋时，时任《光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的张常海从舷窗往下看，地上的一栋栋高楼，就像“西安的碑林一样”。82岁的张常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界第一次正式访美。
来机场迎接他们的，有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等人。
纽约的初夏已有些炎热，但走下飞机的这群中国人，身穿从北京红都服装公司量身订制的崭新的深灰色中山装，领口紧系，线条笔挺，面容严肃。
美国媒体惊呼：“一大群刻板的‘毛式制服’来了。”
美国主编协会访华
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是对1972年10月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的礼节性回访。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热蔓延至全美。几乎每个月，都有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5月有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代表团、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6月有美国十月同盟(马列)代表团、工人代表团，7月是人权医学委员会代表团，8月是美国青年代表团��
9月，美国主编协会代表团来华访问。10月7日，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这是访华代表团中少有的待遇。
会见从晚上十点半，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十五分。张常海作为《光明日报》编辑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见。他记得，其间，美国代表团中有人问起了一年前的“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开玩笑反问道，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
“毛林的矛盾他们几乎都知道。1971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上，林彪中途不辞而别，矛盾就已经半公开化，包括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的南方谈话，他们都知道。”张常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周恩来说了句俏皮话：“可见你们记者敏感，比苏联敏感，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之后，周恩来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前后，尤其是林彪逃跑的过程，比国内报纸上都详细，但林彪逃跑的原因，没有谈。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记者、后来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刘振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并有发稿任务。刘振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这篇通稿的措辞，颇有一番周折。其中有一句，他本来写的是“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周恩来用铅笔划掉“友好”二字，改为“坦率”，但刘振英觉得不妥。
他试着对周恩来说：“‘坦率’二字一般用在有分歧的两国政府的会谈中，这些都是美国新闻界人士，谈得又不错，用‘坦率’不太好，可能会引起误会。”
周恩来没说话，但把“坦率”二字划掉，抬起头问刘振英：“你说用什么好呢？”刘振英说：“干脆客观点，用‘长时间’吧？”周恩来笑道：“你今天出了个好主意。”
当晚，美国客人离开之后，周恩来让中方陪同人员留下来，告诉他们，将组织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对美国进行回访。
周恩来定下基调
代表团成员的审查非常严格，由各单位军、工宣队提名，姚文元审核，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亲自为这次访问定下了基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友谊第一。
《光明日报》的军宣队推荐了张常海。他当时是《光明日报》临时办报小组组长，并兼任编辑部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报纸最后的签发人。
代表团由22人组成，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为团长，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和《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李伯悌为副团长。秘书卜昭敏来自国家安全部门，公开身份是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他的一个任务，是防止团员叛逃。”张常海说。
张常海回忆，代表团中本来没有《文汇报》和《南方日报》，但姚文元坚持加上《文汇报》，为了搞平衡，又加上《南方日报》。
出国前，代表团成员在北京“红都”每人订制了两套中山装，4位女性团员各订做了两套西装，这些衣服回国后都需要上交。
代表团成员、时任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的江承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经常需要出入外交场合，他平时自备了一身西装。这次出国前，只是到外交部借了一身稍微合体的中山装。
时任新华社外事记者组组长的李琴为了这次出国，还烫了头发。“我特地让社里开了证明信，到西单第一理发店，说明烫头发是工作需要，而非个人生活需要。”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临出国前一周，代表团成员集中到新华社学习，看有关美国的材料。“主要是做一个客观的了解，一点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因为当时总理定的调就是中美友好。”李琴说。
“中国有这么多同性恋？”
5月14日，中国新闻代表团从北京出发，途经上海、仰光、卡拉奇、巴黎，于17日下午抵达纽约。
下飞机后，他们坐上大巴，前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住的曼哈顿西区的酒店。
此次接待，由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出面，但背后掌控的，是美国白宫和国务院。
代表团在美国的机票和酒店的费用由中国政府自己承担。因为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时，出于对媒体独立性的坚持，没有接受中国政府替他们承担费用的提议。
在房间安排时，中方为安全起见，要求两人住一间房。“后来美国人有人问我，中国怎么有这么多同性恋？”张常海笑道，“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只有同性恋才会同住一间房。”1972年美国记者随尼克松访华时，中方就是按照美方的习惯，安排他们一人住一间房的。
代表团每天给各个房间发放3到5美元，早晨离开酒店前，团员们会把钱放在显眼的地方，作为给服务员的小费。因为他们听说小费是服务员薪水的一部分，再则，也不愿落得“中国人吝啬”的坏名声。
美国国务院派出10名安保人员，另有大批地方安保人员配合。团员出入，安保人员都形影相随，晚间则在走廊通宵值班。
据代表团回国之后写给中央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美方安全官员透露，国务院给他们的命令是“一级保卫”，即要保证代表团人员的“绝对安全”。
代表团成员每人身上都佩戴有一个小黄牌，上面有编号。张常海为第8号。“美国人大概觉得中国人都长得一样，于是给我们配上编号，方便安保人员盯着。说是保护我们的安全，也是防止我们有其他行为。”
让张常海哭笑不得的是，每天他回到房间，装着简单衣物的皮革包都被翻得一团乱。
“因为《光明日报》从前的驻外记者都是国安部派出的，这些美国人发现队伍里有《光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以为我是特务头子，对我特别照顾。”张常海笑起来，“他们对我们每一个的身份来历都了如指掌，心里肯定在想：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
随后一个月的出行，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气势都颇引人注目：大巴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尾随好几辆安保车。代表团每到一个城市，都由当地政府官员接待，并有大幅头版报道。无论走到哪里，懂英文的代表团成员身边总是围得满满的人。
走在初夏的街头，他们常常热得满头大汗，觉得自己穿得太正式了，但又不敢随便脱。“第一次作为外国人被参观。”张常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纽约
5月18日是参访的第一天。
这一天的日程共4项：9点，参观纽约联合国总部；11时到14时，参观美联社编辑部；下午，会见纽约市政府官员；晚上，由《华尔街日报》设宴招待代表团。
张常海对于与纽约市政府官员的会面印象最为深刻。市政官员向他们介绍，纽约市一家四口年收入最低标准为5600美元，高于全国4200美元的平均标准，但纽约市仅有1003个低收入水平线之下的家庭在接受救济。
张常海边听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他至今仍保留着这个硬皮小本，上面用蓝色钢笔或圆珠笔记录了在美国的行程与见闻，字迹仓促潦草，但仍清晰可辨。
而当时中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仅为20至30美元，张常海自己的工资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为120元(相当于52美元)。
张常海还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晚宴上，中美同行所讨论的一个话题：编辑的权与责。《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主编说，他认为权力最大的是总编辑菲利普斯，但另一位美国编辑说，他认为谁持有股票，谁的权力最大。张常海认为，后者的话“一针见血”。
随后一周，代表团继续在纽约访问，先后参观了曼哈顿商业中心、福特基金会、美国广播公司(ABC)、《华尔街日报》、联邦银行、华尔街棉花交易所、合众国际社、纽约大学等机构。
ABC的广告收费之高，让他们吃惊：每分钟两万美元起步，到全美橄榄球比赛时，广告费能达到每分钟十万美元。
“电视台用各种办法作广告，强迫观众看，观众毫无选择的自由。”张常海在笔记中这样谴责道。
一天，代表团回到房间，打开电视，有一段内容特别引起他们的注意：“美国这个地方，又是犯罪，又是车祸，又是污染，简直没法活下去了，怎么办呢？请饮‘可口可乐’！”
团里懂英文的几个人看完乐了。他们第一次见识到，美国的广告可以这样牺牲国家形象，似乎也没有相关部门来追究。
张常海特意请来自中国对外友协的姚伟将广告词翻译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电视广告的标本，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
私下里，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富足的生活、繁荣的经济暗自羡慕，都感叹“我们太穷了”，但又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以跟国内的宣传保持一致。
美国媒体也看出他们对商业性的抵触：“他们不喜欢川流不息的车辆、高楼大厦和电视广告，对消费品没表现出任何兴趣。”
参观曼哈顿黑人区时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张常海心中对腐朽的美帝国主义的想象。当时，就在离他们十余米的地方，两个黑人被枪杀。安保人员急忙让他们上车，离开了现场。
回到酒店，张常海写了一首诗《初访纽约》：“热热烘烘交易所，冷冷凄凄贫民窟��闹市枪战杀手笑，自由女神可惊魂。”
按照原定的日程，代表团还要参观《纽约时报》。但因《纽约时报》刊登了与台湾政府相关的广告，代表团婉拒邀请，以示抗议。但《纽约时报》拒绝接受这一抗议，理由是，“刊登政治广告的自由是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
会见尼克松
5月23日，代表团离开纽约，前往波士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到机场迎接并致辞。
25日，他们前往哈佛大学参观，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致欢迎辞。中午，在昆西学生宿舍食堂吃午饭时，张常海与同桌的学生交谈。“他们称中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为劳改，我们就解释，不是劳改，是教育与实践、劳动相结合。”张常海回忆。
代表团在波士顿西部小镇莱克星顿参观美国独立战争遗址时，一位20来多的美国青年推着摩托车走过来，车上有用硬纸板做的“欢迎中国朋友！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的中文标语。这位美国青年说，不久前他才参加了美国工人代表团，从中国访问回来，现在正在学中文。
但代表团5月28日抵达佐治亚州梅肯市时，该市市长拒绝接待。为了弥补这一意外，代表团29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时，市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出席招待宴会。
29日下午，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会见了代表团。
此时，正是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接受调查的关键时刻。临行前，周恩来交待：若有人问起对水门事件的看法，要给尼克松抬轿子，不作负面言论。张常海注意观察尼克松，没觉得他有任何异常表现。
在致辞中，尼克松热情表达了他的“最大愿望之一”：“在我的第二任期内的某个时候，我愿意再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在一个春天再去，去看看更多的城市和更多的人。”
会见结束之后，尼克松走出办公室，扭头半开玩笑对陪同的美国报纸主编们说：“我有一个命令，报道的时候要说中国客人的好话。”
美国记者对中国同行对水门事件的看法十分好奇，一再追问，但他们通常只能得到诸如此类的回答：“作为你们的客人，回答这个问题是不适当的。”或者：“我们不知道足够的事实，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眼尖的美国记者注意到，当代表团乘坐的大巴开过位于弗吉尼亚大街的水门大厦时，“他们不止一次好奇地歪着脖子，试图看看发生潜入事件的那层楼。”
只发了一篇报道
之后，中国新闻代表团离开东部，横跨美国，先后访问了芝加哥、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西海岸大城市旧金山等。
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在那里，代表团遭遇了此行唯一一个有挑战的问题。
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个台湾人直率地说：“我不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共产主义不是民主政体，因为每一件事都由一个人控制。”
朱穆之回答：“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试图从西方学习包括民主在内的某些东西。这对中国真正有用吗？��所以，中国是否需要民主来改善自己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必须以事实作为基础。”
6月15日，代表团结束了达近一个月的访问，回到北京。
回国后，张常海写了三篇美国游记，但姚文元只同意发一篇。7月2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所写的2000多字的通讯《万里行程话友情》。
后来，在美期间一直全程陪同的美国主编协会秘书长杰恩曾给张常海来过两封信，称赞他为“世界旅行家”，希望中国同行能在报纸上多多报道在美国的所见，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
“我没给他回信，不好意思，因为只发了一篇报道。”张常海笑道。
每年夏天去北戴河避暑时，张常海常常会遇见朱穆之。多年后，两人有时还会聊起文革期间这次特殊的美国之行。朱穆之屡次建议张常海，应该写一篇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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