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掖平

　　在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面对当时延安文艺界较为封闭的接受现状，毛泽东从时代战略家的高度谈到了关于文艺的继承与创新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全面“拿来”的勇气和魄力显示了他对待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开放情怀。但毛泽东不满足于文艺创作仅仅停留在继承和借鉴的层面上，他进一步指出:“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就从辩证的角度论证了继承与创新之间的相承关系，并使之发展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凝聚在《讲话》中的继承与创新精神在之后相当长的时代语境里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延安的秧歌剧运动就是一场秉承《讲话》精神而对旧秧歌加以借鉴改造的文艺革新运动，并在解放战争期间向其他解放区推广普及，有力地配合了民族救亡和阶级翻身的时代主题；建国后文艺创作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都显示出当代文艺借鉴和继承传统和西方优秀文化遗产的审美脉动与价值旨归；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待中外文艺作品的宽容心态和多元视野，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文化事业沿着更加宽广的道路不断前行，鼓励着文艺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边区文艺在整合创新多种文化资源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并呈现出向全国“燎原”的旺盛态势，最后汇聚成言说革命记忆和时代建设的民族大合唱，由此形成的关于苦难、青春、胜利、成长和幸福的主题叙事彰显出一个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民族热烈昂扬的精神面貌。因此，这一阶段的文艺创作对民族性的挖掘和现代性的探索都带有《讲话》精神的重要影响。

　　新时期以来，学界和文艺界关于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论争依然可以看出对《讲话》中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沉反思。1980年代寻根派与先锋派之间不同的思考向度所延续的实际就是《讲话》中创新方向的论述命题。而1990年之后寻根派的消弭和先锋派的后退并不意味着这种思考已经走向完结，至今意犹未尽的“国学”和“新国学”话题，正昭示着当下学界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思考更加走向深入。具体到我们山东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新世纪以来张炜的《你在高原》、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陈占敏的《黄金四书》、刘玉堂的《尴尬大全》等作品的相继涌现并在国内文坛产生重要影响，就是一批在整合齐鲁文化、本土经验与西方诗学精髓的契合点上成功创新的典型性文本。

　　因此，重温毛泽东关于继承与创新话题的重要论述，传承70年前的《讲话》精神，将对当前文艺创作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继续推进具有更为深远长久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