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表白日”，数以万计的网友向一位网名叫“鲁若晴”的姑娘“表白”。女孩患了白血病，她在微博里表达着与重症抗争的坚强，积极向上的态度感染了千万网友。

　　然而，剧情反转，有媒体开始质疑“鲁若晴”涉嫌炒作，在证实证伪的喧嚣中，一场“信任危机”大战爆发了。

　　结局是，鲁若晴确有其人，本名鲁超。5月23日，她在北京接受治疗。

　　私人表达一旦公共化就成了双刃剑

　　陈方：首先还是应该对“鲁若晴”说句“对不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鲁若晴”微博事件已经对她造成了困扰，她现在需要静养。我们现在继续讨论这个事，对她其实也是一种“骚扰”。但我希望“鲁若晴”只是一个“引子”，通过对这件事的探讨，以后可以杜绝类似争论发生。

　　周东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向“鲁若晴”道歉的必要。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太关注她。“作业本”推荐“鲁若晴”的微博，我看到了，但我没有去凑热闹。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也仅仅是一个网络现象，并不是要证明病情有或无的无聊问题。

　　李妍：东飞刚才说了，关注或不关注都没错，“鲁若晴”也没有要求大家什么，但不代表一个患了绝症的人不期待什么。比如在那么多人送去祝福后，姑娘确实开心过。前两天也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带外公看世界。有那么多人的祝福，那么多人带着外公画像去旅行，即使是最后一段路，“外公”也一定走得很温暖。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若晴”上微博，其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一个患绝症的人需要这样一个场所倾诉，与人互动，她有那个诉求。

　　陈方：人到底还是害怕孤独的，这样的方式可以缓解一下内心的孤独。当然，害怕孤独不代表她就脆弱。

　　周东飞：我承认“鲁若晴”是坚强的女子。强者也有很多种，有一种强者，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她不为别人活，也不会因为别人关注或不关注，就改变了自己的追求。在被突然关注之前，“鲁若晴”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抗争路，她无需为这场后面的纷争解释什么。需要自我追问的，是高热的参与者自己。这里不单独是指那些质疑者，也包括事后沾沾自喜于自己没有放弃信任的人。大家都应当想一想，我们的所谓支持、关心、爱，表达得足够理智吗？

　　陈方：人，确实需要分享和倾诉，但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上升到“公共领域”。网络化时代，人的圈子扩大了，可你的隐私空间却小了。一旦将类似的事情升级为“公共事件”，很多后果都是难以预料的。网络参与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你可以在这里抒发表达，可以为人祝福理解，但同样也可能为舆论所伤。这都是难以避免的。

　　何小手：这里涉及到一个微博属性的问题。微博是否具备公共属性，取决于博主的身份和具体的语境：当博主以公共人物身份出场，网民对其存在某种心理预设，当事人在涉及公共事务的发言，务必要谨慎。事件的价值判断可能因为个人的立场有所差异，但涉及到事实判断，尤其是突发事件，就更需要遵守客观事实。因为身份造就的微博公共属性，尽管尚无专门法律规定，但却是社会的普遍期待。

　　当然，微博的公共属性也取决于具体的语境，当博主的诉说局限小圈子，在小范围内讨论，那么就不具备公共属性；如果博主的诉说成为公共话题，尤其是涉及公共利益，甚至引发广泛质疑，当事人就要重视自己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回应舆论。

　　周东飞：在这里，我觉得一些微博陋习同样需要引起重视。比方说炫耀爱心。在微博上炫耀爱心，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无非是转发一条微博，加上几个字，诸如“XX，我挺你”，便因此让自己成了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般网友这样做，绝大部分倒是出自真心，但是如果一个所谓名人，有着更多资源，完全可以为被关注对象做更多实际的事情，也常常找这种讨巧的搭车自我标榜的机会，这就让人恶心了。“鲁若晴”事件中，有没有这样的名人？

　　何小手：“鲁若晴”的这个事情，可以藉此机会重新审视互联网上的爱心。“键盘上的爱心”很廉价，屏幕前的人很敏感，因为廉价，所以热心；因为敏感，所以受伤。

　　周东飞：那些一窝风的“同情”和赞美，其实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大家有没有想过，每一个病人其实都值得同情，每一个不屈服者其实都值得赞美，很多时候他们也发微博，却因为没有一个亮丽的外表，根本得不到关注。而我们往往毫不吝啬地将“最美抗癌女孩”之类的标签，强加于“鲁若晴”们的头上。“鲁若晴”当然没有错，要思索的是我们自己。在生命面前，难道也需要像车展上那样，靠一张脸来吸引关注？这种爱心，成色十分可疑。

　　关注炒作本身，已超过炒作背后需要关注的事

　　陈方：东飞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鲁若晴”为何会引发“涉嫌炒作”的一个诱因。

　　李妍：一个美女在微博里晒美瞳，再加一个冲击性的事件，似乎所有元素都符合炒作的要素。我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调查数据，对于时下走红网络的事件或人物，网友已不再盲目相信。90.3%的网友担心，越来越多的网络炒作会引发公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危机。

　　何小手：“鲁若晴”见证的是一个大繁荣与大解构并存的互联网社会：乐观的一面，互联网推动了民众的知情冲动，悲观的一面，多数人习惯性质疑，表现出当前社会的低信任现状。当然，这一现状的出现与当前多数人被忽悠、被欺骗的经历有关，就互联网而言，操控舆论的状况时有发生。

　　陈方：我先举个例子吧。2009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奥巴马女郎”突然火了。当时我还兴致勃勃写了一篇评论《“奥巴马女郎”走红在平庸的时代》，结果后来才知道“奥巴马女郎”是有预谋的炒作。从那之后，我对网络上一切有关“美女”的“红”都保持谨慎怀疑。后来发现，什么天仙妹妹、小月月、凤姐，不管美的还是丑的，都有网络推手。所以，我就开始对网络上的红人，都保持警惕了。

　　何小手：任何成功的炒作都利用了相关的社会心理背景，比如网民的猎奇心理，倾向于负面评价心理，以及当前普遍的弱者伦理等，这些心理在一定时间内是恒久不变的，只要创意足够好，炒作就会存在。

　　李妍：炒作从最开始的审美，变成现在的审丑、审悲情，这样无底线的炒作生态，让人们最朴素的信任情感频频受到欺骗，久而久之，就变得异常敏感与小心翼翼。

　　周东飞：一方面，因为长久以来被炒作所蒙蔽所消费，所以有必要对炒作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有必要防止怀疑炒作方面的草木皆兵。我这样说，不是对炒作者的道德底线还存在幻想，而是对他们的智商不抱太大信心。炒作者也喜欢给自己贴金，以谋求更大利益。像“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好多人都出来说是自己策划的，这可能吗？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暗合了人们的无聊心态罢了，不要把炒作者抬上神话的高台。

　　李妍：我也注意到大家非常关注“炒作”这个现象，甚至关注炒作本身，已经超过了炒作背后的事。这方面，最滑稽的一件事就是去年的“小悦悦”事件，不少人也一度说救人的陈贤妹是炒作。

　　陈方：没错。“金泉少侠”策划的“千里跪行”网络案大家还记得吧？抱着孩子跪行求助、“富家公子”食言失信，这些刺激性的元素放大了求助者谢三秀的苦难。原本，她无法从平常的苦难中脱颖而出，贫穷的家境、患眼癌的女儿，类似这样的家庭成千上万，你怎么可能指望媒体全部关注？当她以折辱尊严的方式下跪求助、当“富家公子”食言引发了社会愤怒，当“愤怒”比“娱乐”更利于传播时，媒体及时介入扶起了谢三秀。

　　周东飞：好在谢三秀的故事是真实的，正因为谢三秀境遇的真实才更加剧了我们的纠结。在这场网络策划真相刚刚浮出水面之时，鞭挞“金泉少侠”的评论喷涌而至。用非正义的手段行慈善之实固然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当所有的棒槌毫不留情地敲打“金泉少侠”时，我们有没有想过，鞭挞者们的内心到底是真的厌恶被网络策划绑架的善，还是厌恶网络策划本身？如果此前没有凤姐、苏紫紫、奥巴马女郎等等恶俗的网络策划，如果“跪爬求助”是第一桩进入公众视野的网络策划案，公众的被伤害感还会不会如此强烈？

　　李妍：“眼球营销”或者“眼球求助”，导致了现在的眼球现状。就刚才陈方说的“金泉少侠”炒作案来说，我觉得不能单纯用积极或者不积极来评判这种策划。现在，我们的舆论报道宣传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很尴尬的格局。非眼球的苦难与欢乐，不能进入我们媒体的视野。媒体宣传报道也要讲眼球效应，所以平常的苦难或欢乐，永远只能低在尘埃里。

　　周东飞：当媒体只会追逐“炒作饵料”的时候，媒体应当为此感到羞愧。同时应当羞愧的，还有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公民原本不需要靠炒作来自救，现在却需要。

　　信任就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陈方：我也有一种心理不够坚定。就是，我对所有网络红人保持警惕的时候，别人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一下呢？特别是鲁若晴“被炒作”的新闻出来之后，我还真是差点相信了。难道是人性太灰暗了？

　　何小手：在大的舆论广场，大众智慧聚集，各种声音各种立场都可能涌现。另外，国人偏向负面评价，中国社会低信任的现状，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均造就了公众的证伪冲动。

　　李妍：质疑的人不必怀疑自己的人性。但怀疑尤其是情感宣泄之类的东西，尤其需要慎之又慎，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而不是道听途说这是炒作，立马一窝蜂跑去谩骂去人肉。这种基础上的怀疑，不是质疑精神，是暴力冲动。我们的情绪表达应该更为克制和理性，可以怀疑，但不能动辄暴力谩骂，这不符合怀疑精神。

　　周东飞：说到实证，我觉得这种实证应该在你选择信任的那一刻建立，而不是要等到怀疑的时候。众人恰恰是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毫无保留地选择信任，然后一听到有人怀疑是炒作，又马上破口大骂，认为自己的感情被玩弄了。这一类网友，才是最悲哀的。

　　陈方：为什么必须实证，为什么不敢相信，想想挺悲哀的。刚刚热播完的《心术》，里面有一句台词特别好，“爱”的繁体字中是带“心”的，简化之后的“爱”不带“心”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太敢把“心”交给对方了，没有“心”的交付，哪有真正的爱与信任？现在我们不敢随便把“心”交付出去，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就像你们俩刚才说的那样，对那些合理理性质疑的人，我们也没必要去批评人家。

　　我们应该倡导人们去“相信”，有“信”才有“望”，有“望”才有“爱”，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但现在的困境是，我们需要温情故事，却又害怕被虚假的温情伤害。

　　周东飞：既然说到信任，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信任？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有一个经典定义，信任就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几年前，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一时简直觉得醍醐灌顶。如果没有信任的存在，那么社会可能复杂到使你寸步难行的程度。你不信任出租车，那只好步行回家。绝对的不信任，将导致世界的崩溃。

　　李妍：陈方刚才说的没问题。从个体自建信任来说，每个人应该试着相信与爱，因为爱、信任，本身就需要一种承担的勇气。这种承担，需要大家去经受负面消息的打击。我其实在设想这样一种可能。物极必反，炒作越盛，最后必然式微。人们越来越不信任，自然是逼得炒作越来越突破底线，但底线突破之后呢，炒作还能干点什么？当在公众普遍质疑之下，炒作迟早有一天无路可走。当炒作无路可走的时候，真诚和信任才是最好的营销，我相信迟早会走回到这个点上。

　　周东飞：这无招胜有招太消极了。如何重建信任？不妨从最小的案例开始。你为什么会信任出租车？你相信司机不是坏人，这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恐怕更重要的东西是，有一个信任的维护机制存在。也就是说，当的士辜负了你的信任，你其实是可以通过投诉来给自己一个弥补的。孔子说，礼崩乐坏，其实崩坏的不是礼乐本身，而是那一套机制。所以，重建信任，既是你们所说的从我们的爱和心出发，等待被信任者都觉悟，更重要的可能是让这套信任的维护机制更有力。

　　李妍：其实东飞说的这个机制，硬性来看，并不存在。如果非要说存在，那可能就是人们的道德约束以及怀疑精神。我们怀疑，并去实证，这样的力量足够使欺骗者受到惩罚，这算不算一套天然形成的约束机制？你所说的这套机制越来越成熟，其实就是大家的怀疑精神越来越克制与理性的过程，更多的人理解爱与善的本意，在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就去实地帮助，事情真伪自然也一目了然。这个时候，去证实或证伪，最后都可以在道德乃至舆论层面上，对投机者形成约束。

　　周东飞：所以，理性的不信任，也是重建信任的基础。

　　嘉宾

　　□何小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观察员

　　□周东飞

　　(电视节目策划人)

　　□李妍

　　(《重庆时报》评论员)

　　□陈方

　　(本报评论员)